自70年代未改革开放以来，各行业为树立企业形象而开始投资于职业装。除了公安、检察院、法院和交通以及邮政等服装属国家统一设计、间作、发放外，各地区又都相继推出自己设计的职业装，这股风气的蔓延，使得社会上的职业装五花从门，令人难辨了。工商管理人员、税务管理人员等都是整套制服，各大企业、商厦的保安人员也着蓝、黑色制服。这些制服都是大盖帽，而且均向佩肩章、臂章、胸章、系腰带或武装带。
职业装:以中国人的阅读习惯而言，顾名思议是标明职业特征的服装。职业装的概念应该是既能标明职业特征的同时又是用于专业工作时间内的服装。职业装范围很广，如外交会议、经贸谈判、办公室、科研室、学校、精密仪器车间等处的特定着装;又如饭店、旅店、商店、交通行业的特色着装；再如清洁工、挡车工、搬运工等重体力劳作时的着装，都包括在内。
社会没有分工时，当然也就无所谓职业装。人们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逐步形成了带有标识性的服装，这就在实际上奠定了职业装的基本风格。古代帝王冕旒、九品顶戴，以至各级衙门里的衙役装，甚至于儒生的长衫、武将的铠甲、兵士的统一着装，都应 属干职业装范畴之内。因此文士儒生被称作"青衿"，兵士被称为"甲士"，都与服装有关，可见服装早已成为某种职业人士的代表或标志。在中国汉代，就有以服饰来标明职业的明确记载，《后汉书·舆服志》中写道:倘书帻收，方三寸，名日纳言，示以忠正，显近职也。"这已直接说明了服饰与职业的关系。
商品经济的发达使职业装迈上新台阶。中国宋代由于城镇经济的飞速发展。职业装突出显示出服饰社会化的必要性，因此得以逐渐趋于定型化。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中写:"其卖药卖卦，皆具冠带。至于乞丐者，亦有规格，稍似懈怠，众所不容。"这种社会对于职业装的无形制约，实际上是社会文明的表现。《东京梦华录》中说到酒楼饭铺时，"更有街坊妇人，腰系青花布手巾，绾危髻，为酒客换汤斟酒¨。很显然，这时的所谓职业装主要是从行业的客观上考虑，还没有形成某一店家 (如张家店、李家店)的特定着装形象，但它实实在在具备了职业装的基本特征，无疑已经显示社会符号的特性。随着明清商业资本的发达，商人的形象已逐渐定型化，如青布帽衬，黑布马褂、灰布长袍，见人垂手低头而立，不如此便被社会上认为不规矩。
由于工业快速发展，现代都市兴起，世界规模的职业装正在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几乎所有经营者都意识到，工作人员穿上统一制服，势必会增加企业内部的凝聚力，增强责任心，有助于提高企业的整体风貌和文化形象，并间接反映出部门或行业的综合实力以及经营者的 气魄。
在今天，如邮递员、医务人员被人们亲切地价别称为绿衣使者"和"白衣天使"，这就说明了职业装在人们视觉印象中反复重叠而形成的文化元素。由此，很多职业的人认为不这样就不利于确立自己的社会角色，因而逐步丰富了职业装的文化形象。经过二十年的职业装设计运用实践，证明了中国在职业装设计上做出了可喜的探索并取得成绩，但失败的例子也有。如某些欧美大饭店依然采用博衣式形象，那实际上是继承了本国本民族的传统，以便在旅游山中保持魁力，而我们采用则有点东施效颦之嫌。
再有一个紧迫的问题是，发扬民族传统如何避免食古文化，这是又一个颇费脑筋的问题。中国明代以后至近代，饭馆伙计多是头戴一把抓的小帽，身穿大襟袄、大档裤，腰围一圈有褶短围裙，肩上搭一条白手巾。这种"店小二"形象已经深入民心，还被保留在中国传统戏剧之中。但是，这种形象除了在旅游业中有实际意义之外，显然已不适应现代的大多数饭店。还有旗袍，旗袍只适于导引人员，而且80年代末以来，由于演艺圈和服务业的大量穿用，已导致旗袍这一可作为国服的服装地位跌落到历史最低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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