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料杂谈
从远古以来，中国的衣料，特别在丝织品领域，曾长期领先于世界。
到目前为止，考古学家向我们提供的最早家蚕丝织品的出土实物，是四千七百年前的绢片、丝带和丝线，这些东西都放在浙江吴兴钱山漾新石器文化遗址中发现的一个竹筐里。
绮是代表丝织物的词中，少数几个有“美丽”之类转义的词之一。除“锦心绣口”、“锦绣河山”等比喻用法外，“绮”的转义更为活跃多见，有“绮年”、“绮思”、“绮语”、“绮梦”，等等。绮是一种平地上起斜花的美丽、轻柔、令三千多年前的人叹为观止的衣料。古代波斯人称中国为Cini，印度人称中国为Cina，这是今天英文中China的起源。外国人首先认识中国，是从惊叹于绮的神奇美丽开始的，Cini就是“绮”的对音，波斯人和印度都知道在他们东方有一个“绮”国（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这个说法是比较可信的。
西方学者看到公元前五世纪希腊艺术中一些雕塑女神像和彩绘像，所穿衣服都是细薄柔软透明的丝质衣料，从而断定公元前五六世纪中国丝绸已辗转传到地中海畔。这正当中国的春秋末年、战国初年。从战国楚墓出土的实物看，那时已有三色龙凤纹锦，这在当时确是一种高贵华丽的衣料。
三国时，诸葛亮治蜀，大力发展蚕桑，蜀锦名闻一时。魏文帝曹丕对其花纹新颖赞叹不已，诏群臣说：“前后每得蜀锦，殊不相似。”蜀国用它搞外交，《吴记》中说：“蜀遣使吴，赍重锦千端。”即以蜀锦为其联吴拒曹战略目标所用。诸葛亮南征，把织锦的方法传授给云贵地区的少数民族，所以苗族把自己织的五彩锦称为“武侯锦”，而侗族妇女织的侗锦又称“诸葛锦”。古来传说，蜀锦历久不褪色。原因在于蜀地养蚕的方法与他处方法不同，“当其眠将起时，以桑灰喂之”，还有人认为是锦江（今成都南）的水质特别好，用它染丝、濯锦，能使色泽分外鲜明。蜀汉时管理织锦的官就驻在此地。杜甫《蜀相》诗云：“锦官城外柏森森”。彼时成都被称为锦官城，原因即在此。
从宋元到明清，丝织品不断扩大和优化品种，如北宋创制了缂丝，南宋出现了织锦缎，明代又锦上添花，出现了五彩缤纷的妆花缎。《金瓶梅词话》四十回写西门庆用“南边织造的夹板罗缎尺头”，叫赵裁缝替妻妾“每人做件妆花通袖袍儿，一套遍地锦衣服，一套妆花衣服”。这“妆花”就是当时的时新衣料妆花缎。
中国服饰文化是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的，衣料也是如此。毛织物和棉布，最早就是少数民族作出的贡献。迄今可知的中国境内最早的毛织品，是1960年在青海省兰诺木洪出土的四千年前的毛布和毛毯残片。这个地区，当时在华夏文化圈外。但周代大夫已经能穿上色彩鲜艳的毛料衣服了。
华夏民族经历过渔猎生活，早就懂得利用兽皮做衣料。古代的裘，是连皮带毛一起处理制作的，而且毛是向外的。《周礼·天官》有司裘之职，管理为周王、诸侯、公卿大夫制作裘皮大衣的事。据《礼记·玉藻》云，狐白裘为君所服，虎裘、狼裘为左右卫士之服，大夫服狐裘镶豹袖、羔裘镶豹饰，士以下则服犬、羊之裘。到了清朝康熙年间，对什么样的人不能服用什么样的裘皮有一项规定：“貉裘、猞猁狲非亲王大臣不得服，天马、狐裘、妆花缎非职官不得服，貂帽、貂领、素花缎非士子不得服……染色鼠狐帽非良家不得服，所不禁者獭皮、黄鼠帽……而已。”（叶梦珠《阅世编》）。
中原古代没有棉花。棉布是从南方少数民族那儿传来的，当时按当地的语言音译为“白叠”。从《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可知，在今云南境内的哀牢夷人能制作“帛叠”（即白叠），还能“染采文绣”，“织成文章如绫锦”。还有今为海南省的珠崖郡，出产一种“广幅布”，一般认为也是棉布。从《太平御览》卷八一二引《晋令》“士卒百工不得服越叠”来看，棉布的确还没有普及到民间。但到唐朝似乎逐渐多起来了，白居易有《新制布裘》诗云：“桂布白如雪，吴绵软于云。布重绵且厚，为裘有余温。”桂布就是白叠，今广西一带产的棉布；吴绵则是江南的丝绵。棉花约在十三世纪末在江南普遍种植。松江妇女黄道婆年轻时漂流到海南岛从黎族人民那里学了棉纺技术后，经过三十多年重返家乡，革新了纺车，使棉纺织业在汉族地区中迅速发展起来。棉布取代了麻布的地位，成为中国人主要的衣料之一。从此麻布退居为夏天的专用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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