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袍作为袍服大家族中的一员，其发源有人认为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深衣。深衣自春秋战国至汉代曾为时人所重，后世的袍服或与深衣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事实上，深衣与袍服颇有差异，前者上下分裁，效果相当于把上衣下裳连成一体；袍服则不分上下，基本失去了上衣下裳的意义，后来袍服逐渐被接纳为一种稳定的服饰式样，与上衣下裳的服制并行不悖。袍服自汉代被用于朝服，起始多为交领、直据，衣身宽博、衣长至附、袖较肥阔，在袖口处收缩紧小，臂肘处形成圆弧状，称为“袂”，或称“牛胡”，古有“张袂成荫”之说。袍服式样历代有变制，汉代深衣制袍，唐代圆领裥袍，明代直身，都是典型的宽身长袍，穿着者多为知识分子及统治阶层，久而久之蔚成风尚。袍服因而代表的是一种不事生产的上层人士及文化人的清闲生活。服饰上的宽衫大袍。褒衣博带，逐渐成为中原地区衣饰文明的一种象征。
流行于少数民族地区或游牧民族的袍服，一般都较为紧窄合体，以利于骑射或其他激烈活动，这种服式多采用左衽、窄袖，袍身比较适体。历史上，汉族人民也曾多次采纳这种窄身合体的袍服样式，赵武灵王所推行的胡服骑射就是比较典型的事例。唐代的胡服也风行一时，胡服在唐开元、天宝年间与胡妆、胡骑、胡乐同为时人趋奉，可算异域文化一次大面积的流行范例，属于长安街头当年的“舶来品”。在辽、金、元及清朝等少数民族政权统治时期，合身的袍服都曾一度扮演着服饰的主角，虽然又都经历或表现出变得宽博的过程或趋势。清代由于历时最长且较稳定，故袍服可视为典型服饰。
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清世祖率兵入关，定都北京，继而统一全国。随着政权的初步稳固，开始强制实行服制改革，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雉发易服浪潮，律令之严性命攸关，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之说。至此传统的冠戴衣裳几乎全被禁止穿戴，相传千年的上衣下裳的服饰形制只被保留在汉族女子家居时的着装中。庆典场合不分男女都要着袍，各类袍服名目繁多，有朝袍、龙袍、蟒袍及常服袍等之分。从字义解，旗袍泛指旗人（无论男女）所穿的长袍，不过只有八旗妇女日常所穿的长袍才与后世的旗袍有着血缘关系，用作礼服的朝袍、蟒袍等习惯上己不归为“旗袍”的范畴。清朝统治者强调满语骑射，力图保持其固有的生活习俗和穿着方式，一方面要用满族的服饰来同化汉人，同时又严禁满族及蒙古族妇女仿效汉族装束，从顶治、嘉庆年间屡次颁布的禁令中，满族女子违禁仿效汉族妇女装束的风气之盛，可见一斑。至清后期，亦有汉族女子效仿满族装束的。满汉妇女服饰风格的悄相交融，使双方服饰的差别日益减小，遂成为旗袍流行全国的前奏。
清朝后期，旗女所穿的长袍，衣身为宽博，造型线条平直硬朗，衣长至脚踝。“元宝领”用得十分普遍，领高盖住腮碰到耳，袍身上多绣以各色花纹，领、袖、襟、据都有多重宽阔的滚边。至咸丰、同治年间，镶滚达到高峰时期，有的甚至?整件衣服全用花边镶滚，以至几乎难以辨识本来的衣料。旗女袍服的装饰之繁琐，几至登峰造极的境地。此时的清王朝正摇摇欲坠难以为继，清廷内外交困，国力式微。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攻破了清朝封闭的国门。为挽救危亡，清廷洋务派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救国方略，派遣大批留学生到国外学习，军队也改练新军。在中国学生和军人中最先出现了西式学生的操衣、操帽与西式军装、军帽。洋装的输入，提供了评判美的另一种参照系，直接影响社会服饰观念的变更。日后旗袍演化为融贯中西的新式款型，其受西方影响的改变可说即是由此开端。
1911年辛亥革命风暴骤起，推翻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为西式服装在中国的普及清除了政治障碍，同时也把传统苛刻的礼教与风化观念丢在了一边，解除了服制上等级森严的种种桎桔。服装走向平民化、国际化的自由变革，已经水到渠成，旗袍由此卸去了传统沉重的负担。由于满族统治政权的消亡，旗袍此时穿着者甚少。西式中式装扮熙熙攘攘纷繁并处。旧式的旗女长袍既被摒弃，新式旗袍则在乱世妆扮中开始酿成。
此时的时装流行中心早已由苏、扬移至上海。商埠开放的上海华洋并处，五方杂居，成为十里洋场奢靡繁华之地。上海又是妇女寻求解放的重镇。传教士、商人、革命党人竞相创办女学，掀起了一股女权运动浪潮，寻求解放的社会大气候荡涤着服饰妆扮上的陈规陋习。服装装饰一扫清朝矫饰之风，趋向于简洁，色调力求淡雅，注重体现女性的自然之美。旗袍最初是以马甲的形式出现，马甲长及足背，加在短袄上。后将长马甲改成有袖的式样，也就成了新式旗袍的雏形。据说得风气之先的上海女学生是旗袍流行的始作俑者。当时的女学生作为知识女性的代表，成为社会的理想形象，她们是文明的象征、时尚的先导，以至社会名流，青楼女子等时髦人物都纷纷作女学生装扮。30、40年代是旗袍的全盛期，其基本廓形已臻于成熟。产生于辛亥革命后，北伐战争时期始渐流行的新式旗袍，有别于旗女的长袍。30年代后期出现的改良旗袍又在结构上吸取西式裁剪方法，使袍身更为称身合体，这在以后的章节中将会详细介绍。旗袍虽然脱胎于清旗女长袍，但已遇然不同于旧制，成?为兼收并蓄中西服饰特色的近代中国女子的标准服装。
旗女与汉女的着装
作为女性着装的旗袍，与旗女有着密切的关系。所谓旗女，是指旗人家庭中的女性成员；旗人，则是清代对被编入八旗的人的称呼。清代八旗的成分以满族为主体，融合了汉族与蒙古族等其他民族在内。八旗中除清朝皇族爱新觉罗的宗室、觉罗以外，还包括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和八旗汉军。八旗汉军和八旗蒙古分别由归附的汉人和蒙古人构成。清初八旗汉军有26万之众，是八旗满洲、八旗蒙古之和的3倍。因此，旗人不仅是满族人，还可以是蒙古族或汉族人。这样，把旗袍定义为满族人所穿的服装也就有失准确了。满族是生活在北方的少数民族，擅长渔猎并四处游牧，他们所穿着的袍四面开权，有扣绊束腰带，脱卸方便又保暖，非常适合他们的生活方式。后来归附于他们的汉人和蒙古人也采用了这种服式。明末清初八旗制度逐步确立，旗人的袍服有所变化发展，与满洲早期的样式也有所不同，这时旗女所穿的袍可说是旗袍真正的?前身，到民国才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旗袍，称为新旗袍或新式旗袍。旗女的袍装与汉族妇女的两截装束，在清初有着明显差异。
满族入关后成了统治者，曾强令汉人剃发易服，但是强制性的服饰同化政策非但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反而激起汉人强烈的反抗。为了缓和矛盾，清政府不得不采纳了明朝遗臣金之俊的“十不从”。其中有：“男从女不从”、“生从死不从”、“倡从优伶不从”。“仕宦从而婚姻不从”等数条，才使汉族妇女得以继续穿着显示本民族气节的服饰，而戏装、结婚礼服、死殓丧葬服也同时被允许保恃明代式样。在清代前期一直沿续到中期，旗女着装与汉女着装呈现出泾渭分明的特色。
当时区分旗女与汉女的装扮主要有三点：一看发髻。旗女梳旗髻，即两把头、叉子头或一字头，因其中插入架子使之呈双角扁平状，故又称“架子头”。这种假髻到咸丰以后更为夸张高耸，演变成为“达拉翅”，被汉人称作“旗头”。汉女则梳平髻，喜戴黑绒布帽和遮眉勒，发型低矮而贴体，更显其低眉顺眼的含蓄气质。
二看着裙还是着袍。旗女穿袍，袍是她们最重要也最普遍的服饰。袍里面穿裤，礼服袍还要加马蹄袖和繁复的装饰与附件。八旗妇女从不穿裙，即使把贵妇朝服中的朝裙算作裙的话，也还是极少有机会穿着的。八旗妇女一般在隆重场合穿礼服袍，包括朝服、吉服和行服，而日常则穿便服袍，包括旗袍的原身－－衬衣和氅衣。衬衣圆领右衽，捻襟直身平袖，无开襟，有五个纽，衣长掩足。袖分有袖头和无袖头两类，面料以绒绣、织花、平金为多，周身加以边饰，常穿在里面。夏季衬衣可单穿，秋冬加有皮棉。氅衣穿在衬衣外面，与衬衣类同，只是左右开禊至腋下，开禊顶端饰以云头，且装饰较为华丽考究。边镶和纹饰繁复精细，还缀有花边、花绦子、狗牙儿。氅衣多穿于正式场合。清代文康的《儿女英雄传》中就有许多关于旗女这种袍装打扮的文字描写，如：“只见那太太穿一件鱼白的百蝶衬衣儿，套一件绦色二个五幅捧寿织就地景儿的氅衣儿，窄生生的领儿，细条条的身子，周身绝不是那大宽的织边绣边，又是甚么猪牙绦子，狗牙绦子的，胡镶滚作，都用三分宽的石青片金窄边儿，拓一道十三股里外拄金线的绦子，正卷着两折袖儿；头上梳着短短的两把头儿……。”
而与旗女相反，汉女穿裙，从不穿袍，她们仍沿袭旧时的上衣下裳制。上着衫祆下着裙或裤，上下衣不连属。穿裙是汉族妇女的一大特点，清代汉族女裙种类繁多，如百褶裙、凤尾裙、月华裙、马面裙、裥干裙等。裙前后有裙门，裙内穿裤，也有青楼女子或独处家中时不穿裙只穿裤的。《儿女英雄传》中写道：“忽见旁边儿又过来了个年轻的小媳妇子，穿一件享肩贴背，镶大如意儿、水红里子、西湖色的濮县绸的半大夹袄儿，并不穿裙子，露出半截子三镶对靠青绉绉散腿裤儿裤子；脚下一双过桥高底大红缎子小鞋儿；……”汉族女子婚嫁时穿红喜裙，上配石青或大红绣花袄褂，凤冠霞帔，沿袭旧制。
三看鞋。由于旗女无缠足陋习，她们穿宽大的高底旗鞋。木制高底位于鞋底中部，因形似花盆、马蹄，又被称为“花盆底”、“马蹄底”。而汉女则个个“三寸金莲”，着小巧精致的绣花弓鞋，高底则位于鞋的后部。
旗袍与上袄下裙的装式在总体风格上区别明显。首先，旗女的旗袍上下一体，线条流畅，汉女的上袄下裙分割线多，富节奏感；旗袍紧窄合体显露腰身，而上袄下裙却异常宽肥，竭力将女性曲线掩藏于宽衣大袖之下，集中反映了宋明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一面；旗袍更易使穿着者显得长身玉立。?其次，旗袍的审美趣味中心在上面，而袄裙的趣味就显然在下面了。穿高底鞋加之袍长及地，将旗女腰线抬高，下肢拉长，重心也随之上移；而肥大至膝的袄衫则将汉女腰线降低，拉长了上身，重心随之下移。基于民族文化的差异，旗人重头而轻脚，假髻虽然夸张高耸，天足却被掩盖于袍摆之下。相反，汉文化倾心于“纤纤作细步”，“三寸金莲”倒是无论如何要露出裙摆的。简约的小髻，肥大平直的衣裙更容易将观者的注意力吸引到足下，这就是汉人的重脚而轻头了。
旗袍与袄裙在具体形制上也存在许多差异，例如旗袍有一字襟、缺襟等种种斜襟，礼服上还有马蹄袖，袄裙却多为对襟；袄衫上戴领抹，沿用本族的交领，而旗袍在最初则无领，只戴领巾兑，直到清末才有旗袍立领，而且也非交领。在装饰配伍方面，旗袍原本是相当简朴的，入关后慢慢朝繁复的方向发展，甚至大大超过汉女的袄裙，镶、滚、嵌、绣、荡、贴、盘、钉样样俱全（这在汉女袄裙上也能见到），而且许多正式礼服袍均有接袖和箭袖，使整只袖被分成数段，每一段的图案风格、色彩和面料都截然不同，这是汉装所没有的。
旗女与汉女着装存在的差异，归根结底反映了异族文化间的差异。内敛型的汉文化造就了上袄下裙，而外向的八旗文化则产生了旗袍。在两种服饰截然对立的时期，也是两种文化撞击的年比。然而，正如文化之间的冲突会逐渐磨合化解，旗汉服饰的差异也并非不可调和。清王朝统治稳固后社会趋于安定富足，民族融合在不知不觉中进行。即使是禁令也禁不住旗袍变得宽身大袖，袄褂变得越来越长，类似于袍。清中期时旗女与汉女着装的界限已不再那么明确，晚期更是互借互用。旗袍采用汉族的吉祥纹饰以及刺绣工艺，袖上也出现类似半臂的深色装饰。有穿着长坎肩的汉女，也有穿袍身极短露出双脚的旗女。同一时期的旗汉服装也会反映同样的时兴做法和装饰手段。总之，旗女与汉女的着装已由初期的对立走向了融汇交合。
旗人之袍与旗袍
旗袍不是一个固定的形式，而有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把旗袍视为旗人之袍或旗女之袍虽看似无大错，却难免有望文生义之嫌。旗袍的内涵要比旗人之袍或旗女之袍丰富得多。
清代的旗人之袍包括男袍和女袍，而旗袍却仅指女袍。民国男子们所着袍衫即使仍带清代遗风，也不算旗袍。旗人之袍中有冠服袍和一般日常穿的袍，冠服袍有龙袍、蟒袍、常服袍和行袍，按级别等差穿用。一般男子的袍，初期尚长，顺治未减短至膝，不久又加长至脚踝。中后期流行宽松式，袖子有一尺余长的。甲午、庚子战争之后，受适身式西方服式的影响，男袍的款式也变得越来越紧瘦，长盖脚面，袖仅容臂，形不掩臀。穿了这种袍，连蹲一蹲身子都会把衣服撑破。《京华竹枝词》有“新式衣裳夸有根，极长极窄太难论，洋人着服图灵便，几见缠躬不可蹲”的描述，反映了清末男袍的时尚趋向。
清代旗女之袍与男袍差别不大，主要是服饰图案上的差异。旗女之袍本身的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旗女之袍较为瘦长紧窄，袖口亦小，装饰简单，原因是旗人重骑射，所着之袍要与生活方式相适应。第二阶段的旗女之袍变得宽肥，装饰却繁褥到了极点，这主要是由于天下承平，旗人生活安定，趋于奢侈，旗女、汉女服饰之间的交流融合日多的缘故。
广义地说，旗袍经历了清代的旗女之袍、民国时期的新旗袍和当代时装旗袍三个时期的发展，其中以民国时期的新旗袍最典型也最为重要。狭义地说，旗袍就是民国旗袍，当然还可以包括民国以后基本保持民国旗袍特征的旗袍。旗袍这一称谓虽然也偶见于清代文献，但广泛而频繁地被使用也要到民国。
民国旗袍也经历了经典旗袍(basic?style)和改良旗袍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传统的直身平面裁剪为主，并开始引人西方的开省道等工艺，使旗袍更加合身。第二阶段引人更多的西式裁制方法，如装袖、装垫肩和拉链等。
清代旗女之袍与民国新旗袍的主要差别有四点。第一是旗女之袍不显露形体，特别是后期，宽大平直；民国旗袍开省收腰，表现体态。这与两个时期的思想观念有关。中国古代服装，包括清代的旗人之袍，强调文本而漠视人本，重服饰图案而不强调人体曲线。中国一贯不赞成太触目的女人，对人体也持十分含蓄的态度。古代的美人，脸是主要的，削肩、平胸、细腰、窄臀、单薄的美人压在层层的衣衫底下。与历代中原服装相比，旗人之袍就算是称身适体的了，但它只是修长了旗女的身材，却依然隐藏起她们的身体。民国旗袍受西方人本思想的影响很大，西方服饰充分表现甚至夸张人体线条，往往不惜采用极端的方法。在这里，要紧的是人，旗袍的作用不外乎烘云托月忠实地将人体轮廓曲线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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