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这件款式别致的外套是眼前这位儒雅的中年男人自己设计的，因为他嫌普通西服的领口开得过大。
刚脱下来搭在身边的椅子上，就把客人们的目光全吸引了过去。于是，话题转向。几个大男人开始讨论起这件外套的款式、面料和做工问题，谈笑风生。出了这座隐藏在居民小区中的写字楼，向东北方向走上几百米，便是北京最著名的一家商店。
正值周末，店内熙熙攘攘。那些陪着夫人或者女友前来购物的男人们，大都是先陪着他们的伴侣在女装楼层狂扫一番，然后提着大包小袋，兴致勃勃乘自动扶梯升到上一层——到男装楼层去采购他们自己的衣服。
2 女人可以追求时髦，而男人却不能。这不只曾是中国男人的悲哀，也曾是西方文化中的一种感叹。
一位西方时装评论家在他的著作中这样写道；“那些想用衣服来打扮自己的男人，往往会觉得这种打扮会使自己陷入丧失男子气概的可怜境地。”
有这种想法的不单是男人自己，还有他们的女同胞。
好几年前，曾有一位嫁给韩国人的中国姑娘抱怨说，丈夫每天早上都在衣橱里挑来选去，为了配好上班穿的衣服能折腾一个小时。这不仅让她受不了，也让住在她家的母亲心脏受不了。
也是在好几年前，有人在互联网BBS上贴出一篇《结婚名单中必须“枪毙”的五种男人》的帖子，“讲究穿着的男人” 不幸名列其中。理由很简单：太讲究服装的男人往往太爱自己，婚姻生活里不懂得适当让步。
倒是60年前的张爱玲曾同开一面：“男性如果对于衣着感兴趣，也许他们会安分一点，不至于千方百计争取社会的注意与赞美，为了造就一己的声望，不惜祸国殃民。”
不过，话一出口，她马上就改了主意：“大红蟒衣里面戴着绣花兜肚的官员，一样会淆乱朝纲。”
60年过去，一切都在改变。
在BBS上有一个令人不可思议的现象：那些最热门的时尚类论坛，常常被男性占据半壁江山．那些能把世界十大男装品牌说得头头是道的帅哥，不仅能指导MM们如何熬玉米面粥，还热心为她们男友的着装问题出谋划策：你如果想让他显摆显摆，就给他买阿玛尼吧。另一位帅哥有不同意见：还是山本耀司吧，猛一看不显，细一看挺牛。
3 中国男人在穿衣问题上是“讲政治”的
1983年，中共中央的一位领导人说，要让中国人民穿得整齐一点、干净一点、漂亮一点 还说，以后不要再谈“奇装异服”。中共中央总书记带头穿上了西服。到了第二年，“西服热”席卷神州大地。
1993年，来华参加 CHIC的几位世界最著名的服装大师，受到了身着西装的中国国家主席的接见、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第一次接见国际服装界人士。
在阶级斗争年代，人们爱说“拉什么车走什么路”；而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外国观察家们则信奉“穿什么衣走什么路”。
由于临时倒班，没有安排好服装，只好向台长借了件中山装出镜播音。对于央视新闻联播栏目的这位播音员来说，换装实在是一件不足挂齿的偶然事件；但在外国传媒眼里，这就有可能变成“中国改变政治走向”的一个信号。
4 中国男装的近代史平淡无奇。西装是谨严而黯淡的，墨守成规：即使中式服装也长年在灰色、咖啡色、深青里面打滚，质地与图案极单调。
这让一代才女张爱玲不免暗自得意：“男子的生活比女子自由得多，然而单凭这一件不自由，我就不愿意做一个男子。”
同时期的欧洲男装也一样令人灰心丧气。研究者说，自18世纪以来，欧洲男装的变化周期平淡缓慢、男人们只能通过选择领带、袜子、毛线衣来修饰自己的衣服。有位评论家甚至认为，胡子的修剪方式反映男装的变化！
到了20世纪60年代，男装的变化频率终于加快。而现在，中国男装的流行周期与世界几乎没有什么两样。
尽管与女装相比，男装仍然显得保守和温和，但男装的变化周期明显日益缩短。
报喜鸟集团董事长吴志泽说，在20世纪90年代末，流行周期大约在两三年，而现在绝不可能；如果是休闲装，流行周期就更短，大约在一个月左右。
看似没什么变化的西服工装其实也在改变。乔顿服饰总经理沈应琴说，虽然版型变化不是特别明显，但西服也有流行趋势。
有“宁波服装业发言人”美称的陈国强提出了男装“新鲜度”的概念，他说：“大家都知道，超市里的食品都标有保质期。那么，男装呢？我看也应该有个新鲜度、保质期。”
或许将来有一天，男人们去买衣服，不是先看款式，翻价签，而是像邻居大妈在菜场里买菜似的，先查查新鲜不新鲜：“售货员，这是怎么回事？这衣服都过期一天啦，还摆在这儿卖！”
5 那些穿西服的中国男人都是做什么的？难说。他们或许是在写字楼里忙碌的白领一族，也可能是在工地上奔波的农民工。
他们是中国男人中处于最上端与最下端的相对少数，而处于中间阶层的大多数，则大多选择了另一种服装——休闲装。
关于男装休闲化潮流的理论分析多种多样，其中有一个比较有意思。一位时装理论家说：这反映了男子社会地位的变化。随着妇女进入社会地位较高的职业，男子已不是社会权力的惟一代表。现在，许多男人像妇女一样买菜煮饭做家务。
想想看，还真是挺有道理。
男装休闲化的潮流势不可挡，中国男装企业都在顺应潮流而加以改变。
在乔顿的专卖店中，正装与休闲装的比例是七比三；而在庄吉的专卖店中，这一比例则是”一半一半”。
6 有数据表明，西服正装的销量逐年下降 一位男装企业家却认为这一市场仍有潜力可挖：“为什么？因为许多男人还不太会穿衣服，着装文化有待提高。”
这话不无道理：
一住户公司的人事经理就抱怨说，公司刚开业时，他每天最繁重的工作就是纠正新员工的着装 而每逢公司组织员工去音乐厅、剧院活动，对于负责在门口纠察着装的他来说，简直就是场灾难：“我没要求您打白领结。穿燕尾服，可您也别穿着身T恤、牛仔裤就来呀。唉！那边那位，说你呢。怎么穿着大裤衩子就来啦！”
7 一个中国男子如果在1992年拥有3000元的年收入，就超过所有大中城市就业者的中等水平；如果是4000元，就属于10%的高收入者。
那一年，中国的“高收入消费群体”还没有出现。
然而，世界顶级男装品牌已经有些迫不及待了。在那一年开业的赛特购物中心里，一些国际著名男装品牌的专柜让人瞩目。
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一位“数字英雄”的购衣故事广为流传。
面对一套标价七位数的杰尼亚套装，那位酷爱名牌的“数字英雄”漫不经心地一瞥：“就是它吧”。
据说，他的衣橱里收藏着几十套这个牌子的西装。
一个月前，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03年中国GDP数据：人均GDP首次突破1000美元，达到1090美元。
权威人士称，进入人均1000美元的阶段，社会的消费结构将会向发展型、享受型升级。
对中国男装消费而言，这无疑同样是一个拐点。
8 岁末年初，一部名叫《手机》的小说和同名电影颇为走红。
其中的一些语句堪称经典，如“开会呢”、“做人要厚道”、“审美疲劳”之类。它们被好事者改编成各种版本在民间广为流传。
其实，如果改编成中国男人穿衣的内容，效果也一定不会错。
费墨教授想让妻子给他买件新衣服：“我这衣服都穿一个月了，难免有些审美疲劳。”
吕桂花想给在大城市里打工的丈夫添件新衣，可又模不清现在流行什么款式，只好托管电话的老马转告一下。于是，老马打开扩音器在大喇叭里就喊开了：
牛三斤 牛三斤，
你的媳妇叫吕桂花。
吕桂花叫问一问，
最近男装流行啥款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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