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不少中国人总认为，欧洲人很浪漫，或者处处不拘小节，那就大错特错了。 在中国驻布鲁塞尔的记者群体中有一个“传统”，凡是新任的记者，老记者们总要告诫：这里是欧洲首都的首都，出门采访或办正事，一定要注意穿戴，一般不要穿夹克，欧洲人向来以貌取人。
在欧洲，无论是中国记者还是当地华商，一般开的不是奔驰就是宝马。但开好车还必须有一个好的仪态和风度，有的人开的是好车，穿得却很邋遢，往往被在欧洲高速公路上巡逻的警察误以为是非法移民。有位中国女记者，每次到车行保养汽车，总是要精心梳妆打扮，穿上最漂亮的职业套装，然后驾驶着她那辆酱紫色的奔驰，一路飘然而去。用驻外记者圈内流行的话说，就是让外国人看看咱中国记者不光开好车，风度气质同样不凡，这也是一种为国争光的行为。
于是，几年前一到欧洲，笔者尽管不爱穿正装，也置办了一件米色的休闲西服。那些日子里，笔者出门采访，几乎没有离开过这件得意的行头，直到有一天，我发现这件休闲西装突然之间变成了“皇帝的新装”。
那是1998年中国农历新年。笔者第一次前往维也纳金色大厅采访新年音乐会，照例又穿上了那件感觉良好的米色休闲西装。音乐会开始后，别人都竖着耳朵在听，唯独少见多怪的我借着剧场迷离的光使劲地四处张望，猛然，我发现全场上千名听众全都穿着黑色或者暗灰色的正装，在全场听众中唯独只有我穿的是休闲米色装，我几乎成了全场最另类的怪物。我拿起随手带的望远镜，不甘心地到处搜寻，希望能找到同类。但除了在一个最旮旯的地方发现有一个大胖子穿着浅色服装外，没有一个例外。在那个音乐圣殿里的那个晚上，我感到了自己仿佛一丝不挂。我感觉由于我着装不得体，给前来金色大厅音乐会听音乐的人造成了一定的视觉影响和气氛上的污染。
新春音乐会结束后，中国艺术团离开维也纳前往施瓦辛格的故乡奥地利南方城市格拉茨演出。奥地利人能歌善舞，那天晚上，格拉茨市政府邀请中国艺术家在市政大厅举行宫廷舞会。格拉茨市政大厅相当宽敞，在现场导演的指挥下，男女各排成3排，每排从头到尾大概有50人，大家互相面对面。随着悠扬的宫廷音乐响起，男士要主动，有绅士风度地向对面的女士点头示意，同时眼睛作半闭合状，女方则报以优雅的微笑。真是老天作美，站在面前的是一位漂亮、栗色长发的奥地利姑娘。然而，就在互相对视的那一刹那，我就发现女孩的温情脉脉顿时变得好像有些异样，看那意思好像我身上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突然我心里一惊：坏了，是不是我的名牌服装有问题。我前后左右看看，发现现场就我一个人穿着米色的上装，而且鞋和裤子还不是配套的。顿时，我的脑子“嗡”的一下有些发懵。或许是因为心术不正，我有些乱了方寸。看那些奥地利人一个个优雅自信，而我自己感觉就像一个土老冒。说实在，当时如果格拉茨市政大厅那古色古香的木地板如果有缝的话，我可真想钻进去。
有过这两次深刻的教训之后，我开始观察工作和生活中的欧洲人是如何穿衣戴帽的，并从中学到了不少比较规范的生活礼仪和日常规矩。久而久之，竟也入乡随俗，后来无论出席典礼、香槟酒会或者采访欧洲的高级官员，还经常能听到别人对中国记者的赞扬。那一刻，真有了点为国争光的感觉。
讲究的欧洲人上班穿正装，男士的基本配备是穿西服打领带，尤其是中高级管理层，在上班的时候穿衣决不马虎。因为衣着本身就是一张身份的名片，在各种交往场合，一套合适的衣服，实际上是告诉交往的对象，你对该场合的准备、了解以及信心。比如，在商业场合，一套合适的服装就是告诉和你打交道的人：我是一个认真和严谨的人，和我签署的合同，我会一丝不苟地履行。欧洲人在运动的时候一定会穿正式的运动服装。骑自行车，一身自行车的行头要超过一辆自行车的价格。
现在，回到国内上班，我这个“假洋鬼子”反而有些不适应了，因为经常看到好多人，上班的时候普遍穿T恤，一些人甚至穿牛仔和运动鞋，还有的女士穿的是花里胡哨的奇装异服；登山旅游的时候反倒有好多人是西服革履扎领带，女人还手提精致的LV手包，好似出席晚宴。到北京保利剧院或者中山音乐堂听音乐会，许多人穿衣极为随意，其场面有点像是休闲总动员。有一次去听专家演讲，专家正讲在兴头上，门呼拉一打开，进来了几个穿超短裙的女大学生，让在座的老外的目瞪口呆。
如今，中国的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硬件已经达到国外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了，但我们的“软件”似乎并没有得到同步的发展，甚至还有些落后。所谓衣食住行，穿衣与周围的和谐是一种美，更是一种文明程度。在笔者看来，穿衣不得体，是另一种环境污染。
来源:本站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