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的苗绣？
著名歌唱家宋祖英在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唱时，身上穿的是一套苗族盛装。
在很多场合，苗族服装被当作中国少数民族装扮的代表。苗服被追捧最简单的原因是——漂亮的苗绣。2006年6月，国务院公布文化部确定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苗绣名列其中。
要评断苗族服饰的艺术价值，事实上难得找到很多大师评语，坊间传说沈从文先生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对苗族服饰大加赞赏，查阅原文，发现不过是一句“花纹或秀美壮丽，或非常细致，艺术水平均极高”。
但这并不影响藏家们发现这一朵深藏民间的服饰“奇葩”，苗族服饰的民间收藏20年间暗流涌动，苗服价格飞升，收藏家们视为新宠。
苗族服饰，因苗绣而独具魅力。在商人们来到之前，对于苗族人来说，谁家衣服绣得好，是家境殷实、女人能干的标志，那些繁复华丽的苗族盛装，只有在节日祭祀和女儿出嫁时昙花一现，让族人们啧啧赞叹之后，又被收回衣箱，等待下一个节日。
收藏者来了，商人们来了，苗服，第一次被标上了价码。
那么，谁是苗绣的主人？保护是不是必须留在原地？苗绣的“流失”会给这种艺术带来怎样的命运？
苗绣传奇
18年，一名为省钱常常不吃菜的苗族农村少妇，摇身变成拥有数百万家产的“老板娘”，她的命运，全因苗绣身价的狂飙而改变。
私人博物馆
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首府凯里市，张红宇的故事广为流传。版本不同，但主要情节是相似的：上海一家公司买走了她收藏的所有苗族服装。各个版本的不同之处在于收购价格，有的说是600多万元，也有人说500多万元。提到她时，几乎每个人的眼睛里都闪动着毫不掩饰的羡慕。“我要是有钱，也去收衣服了。”说这句话的是张红宇老家贵州台江县民族宗教部门的一位干部，日常工作是保护民族文化，他似乎对自己的后知后觉颇为懊恼。
张红宇的家，也是她的私人博物馆。价值数百万元的满屋藏品，已经被小心看管起来了。
这是凯里市区一个带电梯的高档住宅社区，每平方米售价2200元，对于凯里市的居民来说，能住这样房子的人，一定是家境殷实的了。
张红宇的家两套房贯通，一共有320平方米。这么大一个家，却连张像样的床也没有，每间房四面都是玻璃橱窗，里面挂着各种少数民族服饰，苗族服饰占了最大的比重(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40%人口是苗族)。与真正的博物馆相比，张红宇的博物馆设施简陋，灯光也不够明亮，但藏品的光彩却并没有因此减色。张红宇说，墙上的每一套服饰，市场价格都在万元以上。其中一套苗族服装，别人出价20万她也没卖。
当地电视台曾到她家采访，也有国外的旅游团知道她，要求到她家参观收藏。但张红宇的真正的“名气”在北京和上海，苗服收藏者都知道这个贵州“老板娘”。
张红宇的发髻上插一把木梳，梳子上一束长长的白线挽在发髻上，这是张红宇老家黔东南州台江县施洞镇苗族妇女的发式，白线过去是马尾做的，现在都改用纤维替代了。
发髻是苗式的，但衣裤都是汉族的，就像她的身份，既是地地道道的苗族人，又是走南闯北把苗服卖给外人的商人。
“老板娘”的生意做得很大了，就在记者到她家之前，她刚从一个二道贩子手里以18万元买下一套苗族服装。她告诉记者，虽然感觉贵了些，但二道贩子说一个外国人也看中了这套衣服，为了不让好东西落到外国人手里，她狠心买了下来，为此，张红宇的丈夫似乎很不满意。
张红宇正是以此为生——在苗族聚居地区收购苗族服装，转卖给外地买家。现在，和张红宇做同样生意的凯里人越来越多，但张红宇做得早，被圈内公认为是最成功的一个。尽管如此，丈夫却称她“疯子”，因为她总是舍不得出售那些上品。
张红宇私人博物馆里的藏品，就是这样一件一件攒起来的。她的收藏让许多人眼红，她也毫不谦虚地说，最好的苗服，原本都在她的博物馆里。
为什么说是“原本”呢？因为那些十多年积攒的收藏，今年年初刚刚被一个买主收购，如今展示的收藏，只是因为被她带到外地展览，才逃过“一劫”。
买主是上海美特斯邦威服装公司，这家公司以600多万元的价格收购了张红宇的藏品，充实企业的服装博物馆。对于商人来说，货物出手本是件好事，但这半年来张红宇整天愁眉不展，一提到这件事就叹着气念叨“可惜了”，眼泪也快掉下来。她说这些宝贝是丈夫趁她出差上海时偷偷卖掉的，她很是不舍得，况且“价格也不如意”。
张红宇说不清为什么不愿意卖掉品质上乘的苗服，她没有多少文化，也不曾研究过苗服，说自己就是喜欢苗族刺绣，喜欢苗族服装。当初她涉足收藏，是因为怕精美的苗服落到不懂行的外国人手里，糟蹋了好东西。
如今一路走来，张红宇的心愿似乎没有达成，仍有不少苗服辗转流入海外买家之手。而她本人却是靠苗服发了家，成为苗服收藏热潮中的幸运儿。
发迹史
要想测一测苗服的“热度”，可以看看“二道贩子”的数量：1980年代末，张红宇老家的施洞镇大概有30人收衣服，现在，从事这项“职业”的已经有上千人。
18年以前，和她的同乡一样，张红宇眼里的苗绣，只是女孩必修的功课和一辈子做不完的“活路”。那时，张红宇在台江县一家织绣厂绣花，每个月工资30元，她和丈夫两人的工资一共是80元。
生活清贫，丈夫出差时，张红宇连菜也不买，只吃稀饭或者面条。老公在邮电部门工作，消息灵通，听说收苗服可以赚钱，就让张红宇试一试。
老旧的苗族服饰能赚钱？张红宇半信半疑，开始摸索着做收购苗服的生意。“那时候去乡下收衣服甚至不用带钱。”最早的收购是以“代销”方式进行的，张红宇去村寨里，挨家挨户询问有没有旧衣服，村民们把旧衣服交给她，她再坐上长途车，把衣服带到省城贵阳，由贵阳的收购商鉴定价格，把钱付给张红宇。留下自己的中介费，张红宇把钱支付给乡亲。
渐渐地，张红宇老家台江施洞镇苗绣的名声，像美酒的醇香一样飘到了世外，很多藏家循着“酒香”找到了施洞。贵州的山区公路让人望而生畏，即便现在，从台江县到施洞镇，汽车也要在尘土飞扬如同浓雾般的乡村公路上颠簸1个多小时，18年前的交通状况一定更加糟糕，但仍有一些执著的买家不远万里奔向大山。
最早到苗族村寨里搜寻苗服的几乎都是台湾人，正是他们把华美的苗服介绍到世界各地，引得各国收藏家纷至沓来。封闭的苗族村寨里，没有多少人知道苗服已经受到追捧，身价开始飙升，他们卖掉家里的旧衣服，只是为了贴补家用。“一套上百年历史的苗族服装，图案精美，农民开价只要100元。”而对于贫困山区的苗族农民来说，自家的旧衣服居然能卖到100元，几乎已经是天上掉下来的横财了。
苗服在收藏者圈中名气越来越大，交通不便和语言障碍，让张红宇这样的本族收购者获得了机会。如果贵阳商人从张红宇手中以三五百元的价格买走一套衣服，张红宇的中介费是一二百元。张红宇由此掘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
有了几千元本钱，张红宇开始自己摆摊销售苗服。1994年，张红宇的地摊摆到了凯里市营盘坡宾馆的门口，“每天像上班一样，早上八点摆摊，晚上七八点才收摊”。这里是外国来宾集中的地方，服饰地摊市场已经有了相当的规模。
每个月，张红宇用半个月时间走乡串寨收购苗服，另外半个月回凯里摆地摊。比起五六年前，苗服的价格已经差不多翻了10倍，加上收购者越来越多，农民出售自家苗服的价格也水涨船高，一套上百年的好苗服，需要2000元左右才能收到。张红宇至今还记得，她曾经从乡下以900元收到一套苗服，转手的价格是4500元。
收藏圈
经过朋友介绍，1996年，张红宇去北京“发展”。她在潘家园古玩市场继续摆地摊，北京古玩城里还有她的一家小店。但事实上，张红宇的“生意”并不在地摊和小店里，那里不过摆些不太值钱的“小东西”，她留在北京，是为了方便与大主顾联络交易。好苗服越来越难买到，收藏爱好者们都要仰仗张红宇这个“老江湖”，希望能从她手里买到“好东西”。
接下来的这10年，张红宇亲身经历了苗服市价的狂飙。她对记者说，当年3000元一套的苗服，如果留到现在，要值十几万。张红宇指着墙上一套苗服说，这套1996年收来的苗服，收购价是1万多元，现在有人开价7万，她没舍得卖。
刘正花递给记者的名片上，印着她身穿苗族盛装的照片，名片第一行字是：“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3区贵州苗族工艺”，名片上有手机号码和一个北京的小灵通号码。虽然是张红宇的“后辈”，但刘正花的普通话比张红宇流利得多，也健谈，脸上总是笑盈盈的。
在凯里市金泉湖公园外的“民族工艺品市场”上，刘正花转了两个多小时，却一样也没买，只在自己弟弟的摊子上拿了一件苗族上衣，准备带到北京去帮弟弟代卖，刘正花说：“没有看得上的东西。”她每隔几个月就要回贵州一段时间，到乡下或者凯里的市场上收购货物。
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刘正花的老乡有100多人，大家都卖苗族服饰。刘正花夫妻俩在北京做生意已经七八年，生活依然简朴。两口子住在离潘家园不远的十里河，老乡们在一起租住廉价的房子，既有人交流，也保证了安全。每个星期，刘正花雇一辆人力三轮车，把货物从十里河的家拉到潘家园，每次运费是8元。
和张红宇一样，刘正花并不靠潘家园的地摊赚钱，而是在潘家园结识买家。“一对美国夫妇在潘家园认识了我，他们很喜欢苗族刺绣。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又来了，送了我一大包巧克力，约了一个时间让我去宾馆，我带了很多衣服、绣片过去，后来他买走了很多很好的围腰。”刘正花说，很多生意就是靠这样口口相传的私人关系做成功的。
“到北京一定要到我潘家园的摊子上来哦。”刘正花热情地邀请了记者很多次，不放过任何潜在的主顾。记者说看不懂苗服，她熟练地回答：“不懂没关系，慢慢就懂了，你有朋友喜欢，也可以介绍过来。”
做苗服生意的人越来越多，好的苗服越来越难收到，刘正花说现在生意比过去难做多了，“开始做生意的时候，不认识人，卖不出去，等认识人的时候，又收不到衣服了。”刘正花只恨自己起步晚了一点。
刘正花和张红宇都是施洞镇人，实际上，市场上活跃的苗服收购者，多半来自施洞。长江支流清水江从施洞镇流过，自古施洞就是客商云集、集市繁荣的交通枢纽，安居于此的苗族人，也比深山僻壤的苗族人更加开放，更早地学会了经商之道。施洞苗族的刺绣花色鲜艳、纹样繁多，也让施洞人得到了近水楼台的便利。
留守在凯里的施洞商人，多半在金泉湖民族工艺品市场上拥有自己的摊位，他们向游客出售绣片、背儿带、苗族服装，有的绣片是新做的，特意做旧，冒充古老绣品叫个高价，普通的游客难辨真假。真正年代久远的精美苗服，被定期回凯里的商人买走带到北京、上海，再由他们卖给识货的藏家。
刘正花现在不会有太多时间到村寨里去收衣服，她要依靠熟悉的收购者，作为她的供货来源。刘珍妹一家也是施洞人，七兄妹如今都在做收购生意，他们去乡下收衣服，凡是手工制作、没有破损的衣服、绣片通通买回来。收来的衣服一部分摆在自己家开在凯里的商店出售，一部分供应给像刘正花一样的商人。
刘珍妹每天一边看商店，一边跟着邻近商店会刺绣的大姐学绣花，她现在还只会简单的平绣，工艺复杂的破线绣、马尾绣她都还不会。绣片拿在手上，刘珍妹神情专注，但和她的长辈们相比，这专注中包含的情感已经不一样了——长辈们绣的是嫁衣、是传家宝贝，刘珍妹绣的是商品，不久就要被卖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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