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维也纳参加一个学术活动，会议开始前，同行的中国朋友们聚集在旅馆门前，我突然有点惊讶：大约只有我没带西服，朋友们则纷纷穿上西装，打上领带。即使有一位朋友说自己从来不会打领带，但至少，便裤上也穿了西服上装。

　　到了会场，看到一幅更有趣的情景：大约只有中国学者穿着正式的西服，当然，来自中国台湾、日本的学者似乎也大多穿着西服。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维也纳本地学者，以及欧洲其他国家的学者，穿正式西服的反而不多，尤其是中青年学者，他们大多穿着休闲风格的西装。为会议致开幕辞的维也纳大学女性副校长穿着一件具有一定中国风的裙子。晚上被安排做重点讲座的香港大学历史系教授只穿着休闲衬衫。

　　对此，我不知道朋友们是怎么想的，反正我觉得有点尴尬，也有点伤感。朋友们都是文化人，但是，我不能不坦率地说，大家缺乏文化的自觉，当然是中国文化主体性之自觉。

　　在维也纳讨论的议题是辛亥革命以来一百年的革命与改革。不错，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确实是一个革命的世纪，而且，从一开始，它就具有“大革命”的倾向，也即，不仅要改变政治运作架构，也要改变人民的风俗。只是最初，变革的项目还比较少，幅度比较浅。随着时间推移，变革的范围而不断扩大，也越来越深刻。

　　而服装始终是变革的对象。二十世纪前半个世纪，西式服装大量引入，但此时人们还有较大自由选择空间，不少学者还是着一袭长袍讲课、接待宾客。五十年代后，列宁服则成为主流，而且高度统一。

　　大约从八十年代前半期，西式正装再度流行起来。当时，中国正在奋力走出闭关锁国的状态，既有的服装与此前的政治、社会心理联系在一起，继续穿它，就是守旧的象征，穿西装则被视为对外开放的象征。因此，主张改革开放的领导人带头穿西装、打领带，当时还引起不大不小的风波。

　　此后，西装大规模流行：国家领导人在正式场合一律西装革履，官员、商人、学者人人准备着一套、多套西装，在正式场合穿着。不仅是在国外，更在国内。于是，在中国人的正式礼仪场合，西装就成为标准服装，以至于不少正式会议要求，非正装不予接待。笔者参加若干电视节目录制，编导总要叮嘱穿正装。问：何为正装?答曰：西装。对这样的要求，我总会冷冷地回答：我没有西装，也不会打领带、穿西装。

　　我无意为难编导，我只想让他们思考一下，中国精英为什么要把西式正装当做自己的正装。不错，穿什么样的衣服，表面上看来只是文化的外在表现，但没有这些外在表现，文化就是不存在的。

　　实际上，中国经典中“文明”、“文化”等词之“文”，首先与服装有关。“华夏”之“华”，就是形容服装华美。在古人的文明观中，“衣冠”就是华夏走出野蛮、区别于四裔各族的根本标志。后来，具有较高文明程度的中原士族逃往南方，也叫做“衣冠南渡”。那么，今天，当中国精英以西式正装作为自己的正装，还有“华夏”么?

　　当然，笔者绝无意于统一服装，属于审美领域的着装自由，乃是人们最基本的自由权利。但是，一个享有着装自由的人，完全可以有文化自觉;如果你是精英，就应当有文化自觉。尤其是在具有礼仪性质的正式场合，服装的错乱实际上会导致整个角色认知的错乱，比如文化主体意识乃至政治主体意识之丧失。

　　最可怕的是，这种服装的西化，并不是人们自由选择的结果。就在若干年前，那些自认为、也被认为具有开放意识的地方官员，还在强制要求其下属穿着西装。

　　这样的事情绝非独一份。略加考察就可以发现，二十世纪中国风俗之西化，权力之强制占了大多数。到维也纳，正好赶上星期天，这一天，所有商店关门，大家痛感不便。七天一个周期的生活周期安排，与基督教信仰及其生活方式有关。而在辛亥革命之后，革命政府采用阳历，并引入星期制度。据说，这有利于国际交往。然而，当今日中国人与西方深度交往时才发现，这种邯郸学步反而招致严重的文化错乱：大多数中国人并没有基督教信仰，星期天演变成为纯粹的休息乃至购物的狂欢节。到了西方，人们仍保持这种习惯，结果大街上空空荡荡，大失所望。至于西方人，对于中国人在星期天仍然兴高采烈地四处活动，对于华人经营的商店仍然照常营业，则十分不满。

　　中国人需要一次服装的文化自觉。再说一遍，我绝不反对人们的着装自由，但是，在具有礼仪性质的正式场合，人们特别是精英有理由穿着中国式礼服。由此立刻面临一个问题，这服装是什么?汉服?唐装?中山装?也许都不是。重要的是具有文化主体性意识。有此意识，精英群体与服装设计界互动，一定可以催生会通古今之中国式礼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