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包括形式和意义两个方面，其作用是指称现实现象。著名符号学家皮尔士对符号的定义是：能够被用来在某方面代表其它的任何物象。可见，符号涉及的范围是相当宽泛的，凡是人类所承认的一切有意义的事物均可构成符号。为此，德国哲学家卡西尔认为：“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是人类生活中最富于代表性的特征，并且人类文化的全部发展都依赖于这些条件。”他甚至把符号同人的本质等同起来，与人类文化的产生和发展联系起来，把人界定为“符号的动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指明人的独特之处，也才能理解对人开放的新路———通向文化之路”。符号是文化的载体，文化的创造和传承是以符号为媒介的。人是符号活动的主体，各种文化是符号活动的现实化、具体化。这样，通过符号活动，人与文化有机地联系起来。

　　民俗是在人类社会长期发展中形成的，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衣食住行、礼仪、信仰、风尚、娱乐等民间风俗习惯的总和，是经社会约定俗成并流行、传承的民间文化模式，是一种文化的积淀。民俗不仅仅是一种民间自我传承的文化事象，还是一个民族自由表达情感、展现独特精神风貌和世界观的一种行为方式。任何一种民俗现象，都是经由相应的表现体构成的。这些表现体，正是各式各样民俗元素的象征符号。现代民俗学所关心的，正是透过纷纭繁杂的民俗事象，来管窥一定社会文化生成与发展的源流与底蕴，对一个民族文化之根进行深刻的挖掘。这说明民俗本身具有鲜明的符号功能。从符号学观点看，民俗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文化现象，它反映着一定社会、民族的经济、政治、宗教等文化形态，蕴涵着民族的哲学、艺术、宗教、风俗以及整个价值体系的起源。千百年来，它以一种鲜活的形式承载着人类文化的传播，从而构成了文化的动态化符号。正是对人类文化的共同关注，构成了符号学与民俗学的结合。把各种民俗现象当作符号现象看待，无疑为把符号学理论和方法引入民俗学研究提供了可能，也为民俗学研究拓展出一片广阔的天空。

　　对民俗符号系统的符号学分析，并不是把符号学的所有方法机械地、任意地运用于民俗现象的研究，而是用符号学方法揭示鲜活生动的民俗现象所固有的结构原则。正如索绪尔所强调的，符号的科学结构是受规律支配的，民俗符号也有一定的较为固定的结构，遵循着一定的规律。民俗符号作为民俗表现体，是用某一个民俗事物做代表，并在相应的背景中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在民俗信息的交流过程即民俗的符号化过程中，民俗符号演变为两个方面的相互作用，即表现体和相应背景中的含义，这也构成了民俗符号的基本结构。“能指”与“所指”是索绪尔为符号学划分出的一对重要概念，它们对理解符号的构成至关重要。在民俗的符号化过程中，当人们接到某种民俗信息时，立即会经过听觉、视觉或其它感官接收到一个直观的、形象的、具体的东西，这便是民俗符号的“能指”。“能指”只是完成了符号传送信息的一半任务。那一个个被推知、被理解或被联想到的民俗含义或概念，则是民俗符号的“所指”，也就是人们赋予民俗的内涵和外延。正因为有了民俗符号的“所指”，才最后完成了传递民俗信息的任务。民俗符号的“能指”和“所指”关系便是符号的形式和内容的关系，便是对符号的意义分析。比如：“红枣、花生、桂圆、栗子”是能指，所指是早生贵子，表达了人们对婚姻缔结的结果———繁衍后代的殷切期望，由此构成一个美满、和睦、幸福的民俗象征符号。

　　竞龙舟是中国民间广泛流传的传统民俗活动。龙舟的种类多种多样，主要有马头龙舟、鸟头龙舟、兽形龙舟等。这些能指符号在民俗中具有怎样的象征意义？都知道“龙”是我们祖先想象出来的一种奇异的神灵动物。对农耕民族来说，天文气象是最重要的，龙变成了作雨兴云的神灵。为了求得神灵保佑，人们在图腾祭的日子里（端午）都要赛龙舟，赛龙舟时还要祭龙，将包好的粽子投入水中给龙吃，以达到与龙同娱，讨好神灵的目的，向掌管雷雨的龙神祈求无病无灾、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反映了中华民族图腾崇拜的民俗文化。中华民俗中，处处可见鱼的踪迹。在人们的观念里，年年餐桌有鱼，象征年年有余，生活富足。鱼是表现吉祥主题的重要题材。鱼是怎样获得这种象征意义的呢？这可从上古历史文化背景着眼来进行考察：初民的谋食方式及对司水鱼神的崇拜使鱼成了丰收富裕的象征；而由水生殖信仰演化来的鱼生殖信仰及鱼本身繁殖力强的特性，使“鱼”在传统文化中染上生殖色彩，成为婚姻、爱情的象征物或性爱隐语。

　　总之，把民俗现象理解为承载文化信息的符号，把民俗作为一个从属于特定文化的符号系统，就要求我们在对民俗进行研究时，不能仅仅停留在孤立地搜集和罗列民俗现象，而要建立起民俗现象与其它文化现象之间的有机联系，将表现同一或类似主题的各种民俗现象搜集起来，并联结成一个大系统。在特定的民俗环境中，运用结构分析、功能分析、意义分析等手段，对各种复杂的民俗现象进行动态分析，揭示这些符号在民俗中的象征意义，揭示其产生与发展的内在规律与生成模式，以便深入地挖掘其深层结构中的文化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