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长在东北大炕上的刘利年，

　　在不同的空间与领域中不断迁徙，

　　沈阳的歌舞团、北京的舞台、

　　加国的镜头前、英伦的大桥下、

　　纽约的设计展中……

　　他在“跨界”的游荡中穿梭玩耍得不亦乐乎。

　　不惑之年时，他与比利时妻子翠翠，

　　选择隐居在北京一座有四百二十多年历史的古庙中，

　　在这个奇特的领地中继续寻找俗世的快乐。

　　如何才能找到一座庙？答案是去伦敦桥下跑步，发现爱情，再绕地球半圈。

　　当时习惯浪迹四方的刘利年住在伦敦，每天清晨裹着头巾和运动服，去伦敦大桥附近跑步、活动身体。这样一个奇特的中国人身影印在了另一个人眼中，她就是翠翠——当时她叫Jehanne de Biolley，还没有中文名字，在伦敦东区开了家画廊，刚刚开始对东方艺术感兴趣，还不认识刘利年。

　　时间转到1997年，北京鼓楼西大街小八道湾，全总文工团的排练厅，话剧《科诺克或医学的胜利》正在排练，被姜文当时的法国妻子桑德琳带着来探班的比利时人翠翠，发现了当年在伦敦大桥下跑步的那个中国男人。

　　他们终于结识并相爱，刘利年给钟爱翡翠绿的她起了中文名：翠翠。翠翠带着刘利年，去看了一所她相中的房子，离他们相识的小八道湾只有几步路，刘利年决定在此圈地定居：大石桥胡同拈花寺。

　　刘利年用男人的阳刚决伐之气镇住了当年这座庙：“非常破败，蛇蝎横行，荒草遍野”。现在的刘利年坐在院子里的槐树下打着蒲扇，手边是一盏清茶，庭院里修竹幽篁，槐树枣树绿荫浓碧，角落里立着他设计的巨大铁艺莲座烛台，两只小白猫正躲在猫妈妈怀里吃奶，院南放着一张极简风格的贵妃榻，倚着后面两百多年的青砖墙，孩子们在上面十分欢实地打闹着，榻前是一黑一白两尊坐具，互成凹凸形，那是刘利年最新设计的家具品牌“刘刘”：“一阴一阳，一公一母”。

　　这个院子原先是拈花寺的祖堂，坐落在寺院西进，中路的藏经阁高楼，如今已是刘利年工作室。明清时代已泯了金彩画粉的木雕横梁、立柱和雕花门，与刘利年设计的简洁现代的家具安然共处一室。

　　院子外面是人大印刷厂，工厂、宿舍声音混杂，刘利年摇着蒲扇跟我们讲传奇：拈花寺始建于明万历年间，传说为西蜀僧人化缘而建，当年僧人骑坐至西山化缘的青牛据说都成了正果。清雍正时重修定名，民国时期做过佛学院、藏过革命党与红楼运动学生，吴佩孚灵柩曾停灵于此，建国后聂荣臻元帅率军驻扎，后成为人大印刷厂。

　　破败失修的古庙，让刘利年发了宏愿，要恢复古寺原貌，把这里建成一个国际文化交流中心，“连国际基金会两亿的资金我都找来了。”结果奔波多年，这个事情还是搁置了下来，没谈成。刘利年一边怅然愤怒，一边继续在院子里鼓捣他的家具，一边继续接待着四方来宾，从比利时皇室成员到家具厂师傅。“很多外国人来了北京都到我家来，这里也是个小联合国。我常常发愁，老外会不会真以为，中国人都过得这么好？”

　　每天睡到自然醒，锻炼，喝白开水，坐在院子里跟人聊天，给儿子改作业，设计新的家具，亲自挑选哪怕最琐碎的家具腿垫，晚上睡觉前一定打坐。在自己的领地中，刘利年过得很惬意。

　　为什么住在庙里，不怕神鬼所欺吗？刘利年反问道：“寺院是什么？寺院就是房子。用来干嘛？供佛拜佛。平时你拜佛，求的是什么？一般人都在求自己如何发达、敌人如何倒霉。我当年在新加坡听净宗大德净空法师说法，他讲‘无所求，必有所得’，我做的都是善事，过得很阳光、很健康、很快乐，唯一算得上的奢望就是保护这个地方，可以说‘无所求’。这样的话，用净空法师的话来说——连地狱都可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