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阶级差异如影随形的是性别差异。究竟有多少"名牌牛仔裤"广告是针对女性的，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在我们这个父权制社会中，女性已被训练得比男性更愿意在她们身体的外表，投射她们的社会身份认同、自尊自重以及性感特征。
在这些明显的差异下面，是东部与西部、文化与自然之间更为基本的差异。东部是美洲大陆最早开化的地区(意味着被白人殖民化)，而从这一文化基点出发，自然的色彩逐渐被推向西部，直到拓荒者到达西海岸为止。直到今日，人们仍普遍认为东部是精密复杂的(即从属于文化)，而西部则是闲逸或荒凉的(即更接近自然)。虽然"硅谷"的开发为此说提供了一个反证，但我认为这尚不足以否认美国东、西两岸在文化上存在差异。 商业与大众 大众文化与商业利润影响之间的关系，存在许多问题。我们可以通过更详细地观察"破牛仔裤"的实例，开始审视若干问题。
从最简单的层面讲，这不仅仅是一名使用者消费一件商品的过程，它也是"再利用"的实例，即使用者并未将牛仔裤视为可以被动接收的一个完成了的客体，而是看作可以使用的文化资源。许多重要的理论议题，便以"文化资源的使用者"与"商品消费者"之间的差别为依据。
晚期资本主义(及其市场经济)的特征是由商品型塑的--晚期资本主义充斥着商品，即使有人想要规避商品的大潮，也定会劳而无功。了解商品以及商品在我们社会中的作用，可以有如下几种方式：在经济领域里，商品保证了财富的生产与流通，而且它们既可以是基本的生活必需品，也可以是无关紧要的奢侈品，此外更广义地说，商品还可包括非物质性的对象，如电视节目、女性的外表或明星的名字。商品亦可履行两种功能，"物质的"与"文化的"。牛仔裤的物质功能是要满足对保暖、礼貌、舒适等的需求。其文化功能则关乎意义与价值观：所有商品均能为消费者所用，以构造自我、社会身份认同以及社会关系的意义。将一套牛仔裤或一个电视节目描述成一件商品，这是在强调其在财富流通方面的作用，并倾向于削弱它在意义流通过程中单独的但也相关的作用--此一要点将在第二章更详尽地阐述。
着重点的差异(或强调金钱，或凸显意义)，会相应导致另一种差异，后者产生于对交换过程中权力平衡的思考。探讨商品消费者这一研究取向，关注的是商品生产者的权力。生产者乃从制造与销售中获得利润，而消费者则被剥削，因为他/她所付出的价钱实际上高于原材料的花费，包括了生产者所能获得的利润。具体到牛仔裤的个案，这种形式的剥削常常带有另一个向度，即消费者恰好可能是工人阶级的一员，而他们的劳动被剥削着去创造同一种利润(即使该工人所生产的商品，并非他/她作为消费者所购买的牛仔裤，这一规律仍旧适用)。
当这一研究取向着手解决意义的问题时，它凭借的是一种意识形态理论，该理论会再一次处理生产方式所有者的权力。此处，该理论将解释牛仔裤是如何深刻地渗透着白种人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没有哪一位穿牛仔裤的人能不参与并扩展此一意识形态。通过穿牛仔裤，我们采纳了此意识形态之内的主体位置，成为该意识形态的共谋者，并因而赋予它一种物质性的表达；我们经由资本主义的商品而"活"在资本主义当中，而且通过设身处地活在其中，我们又使资本主义"有效"且"有活力"。
牛仔裤的生产者与分配者并非有意藉其产品，推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他们并非老谋深算的宣传者。毋宁说，决定着大量生产及大量消费的经济体制，在其商品当中，在意识形态层面，再生产着自身。该体制生产着商品，而每一件商品都对该体制的意识形态进行着再生产：商品就是意识形态的物质形式。此一意识形态之运作，使被剥削者对其社会地位产生一种虚假意识，之所以虚假，原因有二：首先是因为意识形态使他们视而不见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他们也许意识到二者的差异，但是，他们将这种差异理解为有助于最终的社会一致，即一种自由的多元主义，在那里，社会差异终将被看成是和谐的，而非冲突的)，其次是因为意识形态使他们视而不见其工人群体共同的利益--它有碍于发展工人阶级的团结或者阶级意识的形成。经济学在它自己的领域运作，而意识形态则在文化领域运作，以便将资本主义的系统自然化，就仿佛资本主义的系统是惟一的可能。
那么，穿破牛仔裤对此状况究竟有多少抵抗意味呢?在经济领域的确存在着抵抗的痕迹，因为牛仔裤的自然破损通常需要很长时间，然后才能使它们看起来破旧到不得不换条新仔裤的程度。虽然减少消费者对商品的购买，是对高消费社会的一点反抗姿态，但更重要的抵抗行为表现在文化领域，而非经济领域。此处，一组可能的意义，乃是"对贫穷的展示"所具有的意义--这是一个矛盾的标志，因为那些真正的穷人不会把贫穷变成一种时髦的表现。对富裕的有意弃绝，并不必然意味着在文化上对那些经济上的贫困者有义务，因为这种"贫穷"是自己选择的结果，虽然它可能在某些情形下，表示对贫穷状况的同情。它主要的力量在于"否定"，是对60年代牛仔裤抵抗能力的复兴，因为昔日的牛仔裤是替代性的、有时是对立性的社会价值观的标志。但是比破牛仔裤其他任何可能的意义更为重要的是这样一个事实，此"破旧性"是使用者自己的生产与选择，也就是说，它将商品"共创"(excorporation)到被支配者的亚文化当中，并至少转变了商品化过程所包含的若干权力。这是对商品化的拒绝，亦是对个人权力的首肯，即，每个人都可在商品系统所提供的资源之外，创造自己的文化.
对商品进行"撕裂"或变形，以肯定人们有权利亦有能力将商品改造为自己的文化，这"撕裂"或变形并不拘于字面的涵义。同性恋群体便对茱蒂·嘉兰(Judy Garland，美国电影《绿野仙踪》的女主人公)进行"撕裂"或变形，将那种典型的美国乡村姑娘、邻家小女孩的形象，转变成适合这一形象的化妆舞会上的一个符号，而实际上，在性解放之前的日子里，化妆舞会渗透着同性恋者社会经验的全部。 "共创"是这样一个过程，凭借它，被支配者可以从宰制性的体制所提供的资源和商品中，创造出自己的文化，而这正是大众文化的关键所在，因为在工业社会里，被支配者创造自己亚文化时可以依赖的惟一源泉，便由支配他们的那一体制所提供。因为不存在什么"真正的"民间文化，可以提供一种替代性的选择，所以，大众文化必然是利用现成可用之物的一种艺术。这便意味着大众文化的研究者不仅仅需要研究大众文化从中得以形成的那些文化商品，还要研究人们使用这些商品的方式。后者往往要比前者更具创造性与多样性。
被支配群体(他们在各色被动的社会义务中，构成了人民大众)的活力，将见诸使用的方式，而非被使用的事物。这便使生产者不得不诉诸吸收或容纳的过程。厂商们迅速开发利用破的(或旧的、褪色的)牛仔裤的流行性，他们开始生产"工厂制造的"破洞牛仔裤，或者在销售之前，先在工厂里对牛仔裤进行"洗磨"或褪色加工。这一公然采用抵抗的符号的过程，则将这些符号吸收到宰制体制当中，从而有意剥夺了每一种对抗的涵义。
这一研究取向认为，吸收的策略剥夺了被支配群体所创造的任何一种对抗式语言：它褫夺了他们言说对抗的工具，并最终褫夺了被支配群体的对抗本身。吸收也可以被理解成一种容纳的方式--持异议者被允许且被控制的一种姿态。其担当的是安全阀的作用，并强化了宰制性的社会秩序，因为它通过容许持异议者与抗议者有足够的自由，可以令之相对满意，却又不足以威胁到他们所抗议的体制的稳定性，所以它有能力对付那些对抗性的力量。
因此媚嬉(Macys)的广告会说："传达褪色的魅力……来自CK(Calvin Klein)运动装的旧仔裤"。"破得恰到好处"，该广告的文字说明继续说道，"看上去跟全新的一样，穿起来与你的旧爱(old favorites)观、感相同。如果搭配CK酷感的白领上衣(即将上市的新欢)，你将领受完全放松的心情"。任何可能的对抗涵义，全被吸收、驯服到无危害性的"旧爱"当中。生产者通过确保牛仔裤破得"恰到好处"，从而控制着穿戴的符号，随即又用这一被吸收的、被缓和的对抗式语言，来向群众(他们一直对之巧取暗夺)推销更多的商品(白领上衣)。以如是的方式，吸收理论告诉我们，对抗式的符号竟转化成它们所抗争之对象可以谋得的好处，而时髦的破旧服装也成为另一套商品：破牛仔裤的破旧性，远不是对消费主义的对抗，而变成扩展并增强消费主义的一条途径了。
对大众文化的这一类解释，只告诉我们整个故事的一部分；这些解释几乎只关注宰制集团维系使其获利的体制时的权力，因而它们假定了，而不是置疑了该策略的成功性。这些解释未能认识到"真正"穿破旧牛仔裤的人与媚嬉牛仔裤消费者之间的社会性差异，因此它们忽视了吸收过程中仍有抵抗的因素，这些抵抗正足以说明宰制者的胜利从来都是局部性的。结果这些解释颇富悖论色彩地与宰制性的力量结盟，因为宰制者通过忽视被支配者在其日常生活中对付商品系统及其意识形态时的复杂性和创造性，从而低估并贬损了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建构大众文化时所带来的冲突与斗争。
变化只能来自底层：有权有势者的利益充其量是靠维系现状来巩固的。因此，社会变革的动力，只能来自基于利益冲突的社会差异感，而非自由式的多元主义，在这种多元主义里，差异最终要服从一种共识，而该共识的功能，便是使这些差异保持原状。
大众文化一直是诸种权力关系的一部分；它总是在宰制与被宰制之间、在权力以及对权力进行各种形式的抵抗或规避之间、在军事战略与游击战术之间，流露出持久斗争的痕迹。想要估算出这场斗争的权力制衡点，实在并非易事。在任何意义上，谁能说谁"打赢了"一场游击战?游击战或大众文化的要旨在于，它是不可战胜的。尽管资本主义有近两百年的历史，被支配的亚文化却一直存在着，并永不妥协地抗拒着最后的吸收--这些亚文化中的大众一直策划着"撕裂牛仔裤"的新方法。尽管父权制存在了这么多个世纪，女性却已然发动并持续着一场女性主义运动，而个别的女性，则在她们的日常生活中，不断对父权制展开游击战，赢得微小而短暂的胜利，使她们的敌人一直胆颤心惊，并为她们自己赢得、有时候是占据一些(不论多小的)地盘。父权制逐渐而且非情愿地，不得不有所改变以作回应。在各个领域，无论是法律、政治、工业还是家庭，只有在体制已然遭受来自日常生活战术的侵蚀与弱化之际，体制本身的结构转变，才终有可能得以发生。
近期的大众文化研究有两个重要走向。较少创造性的一种是，它虽然弹冠相庆大众文化，却不将它置于权力模式当中考察。这一直是一种两厢情愿的模式，它曾经视大众文化为从礼仪层面处理社会差异的形式，并从这些差异中产生出一种最终的和谐。这是精英人文主义的民主观，它只不过将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化生活重新置于大众当中，而不是放在高雅趣味之中。另一个走向虽将大众文化严格放置在权力模式中，但如此强烈地强调宰制的力量，以致于一种真正的大众文化是不可能存在的。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群众文化(mass culture)，它被文化工业强加到那些无权者及被动者身上，而这文化工业的利益直接对立于这些群众的利益。群众文化生产出一群静态的、消极的人群，产生出原子化个人的聚结，这些个人从其社会结构中被分解出来，被脱离并且意识不到自身的阶级意识，亦不自知其不同的社会文化义务，因而全然无力且无助。
然而最近开始浮现出第三种走向。虽然它同样视大众文化为斗争的场所，但它在承认宰制力量的权力时，却更注重大众的战术，大众正是凭借这样的战术，对付、规避或抵抗着这些宰制性力量。它并不独沽一味地关注吸收的过程，而是探究大众的活力与创造力，正是这活力与创造力使宰制者一直感觉到吸收是一种持久的必要。这一走向并不死盯住主流意识形态那无所不在、阴险狡诈的实践方式，而是企图了解日常的抵抗与规避怎样使主流意识形态的运作如此费力，而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维系自身及其价值观念。这一研究取向将大众文化视为潜在的、而实际上通常是进步的(虽然不是激进的)力量，而且这一取向基本上是乐观的，因为它在人民大众的生机与活力中，见出了社会变革的可能性以及驱策这一变革的动机等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