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身穿大衣，脖子上搭一条围巾的卡丹先生经过北京街头，众人纷纷侧目。 李菁 供图

　　十一届三中全会刚落下帷幕，法国人皮尔·卡丹应邀来到中国，“忽如一夜春风来”，他打开了中国一扇服装时尚的大门，中国由此创办了第一本时尚类杂志《服装》，建立了第一所专业服装院校北京服装学院，中国设计师逐步登上世界舞台。

　　中国人的服装，慢慢告别了过去单一流行过的款式和颜色，造就“千树万树梨花开”“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时装美景。

　　皮尔·卡丹来了

　　1978年，北京。

　　一名身穿一袭毛料大衣，脖子上随意搭着一条围巾，双手插在衣兜里的外国人走过北京街头，经过一群穿着皱巴巴的中山装、老棉袄的中国人。

　　摄影师的镜头敏锐地捕捉到这经典的一刻，照片上的中国人像看外星人一样，好奇地看着这名外国人。一名穿着厚棉裤、拎着大帆布包的中国人摸着鼻尖，侧身打量着这名外国人，表情像是在琢磨：“这老外是谁啊？”

　　他叫皮尔·卡丹，来自法国。

　　那是一张黑白照片，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中国人一定敢确信，照片中的中国人的衣服，不是深蓝色，就是灰色或者黑色。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到中国的外国人，都会看到这样的景象——中国人都穿着毫无个性的蓝色服装、款式大同小异。远远望去，密密麻麻的人群好像一群“蓝蚂蚁”。

　　皮尔·卡丹对中国的感情，是从一条中国的地毯开始的。他的中方首席代表方方说，1976年1月，天津地毯厂带着产品到法国参展，卡丹先生看见一块织有长城图案的挂毯，特别喜欢，说要买。中国代表团说不能卖，这是展览用的。

　　卡丹先生说：“我想买怎么办？”代表团说：“你得去中国才能卖给你。”为了买这块地毯，1978年，卡丹先生以游客身份第一次来到了中国。来了之后，卡丹先生发现中国没有时尚，走在大街上只看衣着，连男女都看不出来。

　　1979年4月，皮尔·卡丹受到官方邀请来到中国。现任《时装》杂志社社长周长青回忆说，皮尔·卡丹来访，是中国丝绸进出口总公司做了一些工作，外贸部邀请皮尔·卡丹访华。

　　这名来自法国的“裁缝”，即将撕开中国时尚的一角。经过审批，皮尔·卡丹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行了中国第一场时装设计表演。在当时，这是一场只限于中国时装界和外贸界的内部人士参加的服装观摩会。

　　在一个临时搭起的T型台上，皮尔·卡丹带来的8个法国模特和4个日本模特，在流行音乐的伴奏下扭胯摆臀迈起了猫步。那些身着耸肩衣裙、神态放松的高挑美女，与台下穿着蓝灰制服、屏住呼吸的中国观众形成了强烈对比。

　　1979年初的中国，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余音未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幕开启。1979年4月9日，国务院提出要加快发展“投资少，见效快，积累多，换汇率高”的轻工业，服装行业名列前茅。

　　然而，此刻国人显然还无法从容应对皮尔·卡丹所带来的视觉冲击。当天前去采访的新华社记者李安定，后来撰文描述了观摩会现场的一个细节：当一个金发美女面对观众停住脚步，突然兴之所至地敞开对襟衣裙时，台下的人们竟像一股巨浪打来，身子齐刷刷向后倒去。“像在躲避着一种近在咫尺的冲击波。”

　　就在李安定要就这次表演发一篇简短的消息时，《参考消息》刊登了一篇香港报纸的评论，大意是国人连衣服都穿不上，还看什么时装表演。文章传递出有关领导对时装表演和模特的不容，有关此次表演的消息只好就此搁置。

　　在随后的上海之行中，皮尔·卡丹感受到了这种骤然冷却的空气，不仅接待规格降低，接待人员冷淡，表演的场次和观众人数也都大打折扣。

　　《时装》开启审美

　　尽管皮尔·卡丹刚到中国遇到一些冷空气，不过，他大胆独特的服装设计，却打开了中国服装界专业人士的眼界。在一片深蓝灰绿的中山装之外，他们看到了来自法国服装设计的缤纷色彩和样式，也看到了在中国前景广阔的市场。

　　1978年后，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下，政治空气改变了。《时装》杂志社社长周长青说，外贸部邀请皮尔·卡丹访华，意味着从上而下，人们开始注意到自己的穿衣打扮。

　　在上个世纪70时代，从事过摄影工作的周长青说，改革之前，这是不能想象的，他们去艺术团拍演员的照片，如果照片里的人摆弄姿势，回去必定挨批评。拍一名童星的服装展示，只能拍衣服，不能拍头部，否则也要受处分。

　　皮尔·卡丹带来了一场冲击波的时装表演，适时地表达出了人们在政治安定后，对穿衣打扮和对美的渴望，并催生了人们创办媒体和研究服装的热情。

　　1980年，嗅到这股敏感的空气，外贸部样品宣传处一名又高又帅、思想活跃的年轻宣传员，通过详细策划，收集了大量资料，向对外经济贸易部申请创办一本杂志《时装》。这是中国第一本时装、时尚类杂志，这名宣传员就是《时装》杂志的第一任社长程天宝。

　　经常听前辈讲起创刊经历的周长青说，当时创刊时，条件非常简陋，就在老对外经贸部的楼道里头，隔出来了一个小房间。创刊时，杂志社就程天宝一个人，拿着一支蓝红圆珠笔，一头蓝色，一头红色，一头撰写文章，一头校对文章。

　　第一本杂志印出来后，程天宝发动同事到大街上卖，第一期印了40万册，定价0.6元，季刊出版，一年出版4册，没有彩印。《时装》杂志的出版引起了当时世界的关注，当时外国媒体报道说，这本介绍国际上服装、服饰的杂志，预示着中国政治气候发生了变化，人们开始追求生活质量了，并且评论说：中国《时装》杂志的出版不亚于一颗原子弹的爆炸。

　　人们印象深刻的是，《时装》杂志每期后面的“裁剪图”是当时很多学做衣服的裁缝、女孩子常效仿的最好最新样本。凭借《时装》的影响力，1983年，杂志社组织了第一届“中国时装文化奖”，在全国范围内征集作品并评奖。当年第一届第一个获得金奖的女孩子，如今在美国继续从事服装设计行业。

　　1985年，《时装》杂志社与日本文化服装学院合作，使用日本的教材，兴办中国第一个服装文化函授中心，周长青说，这是中国第一个服装教育专业，培养了中国第一批具有专业素养的时装设计师。

　　到80年代末，新的时装、时尚类杂志开始在国内兴起。欧洲系的《世界时装之苑》、美国系的《时尚》杂志、日本系的《瑞丽》杂志先后在中国创刊，这一批时尚类杂志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加剧了时装类杂志的市场竞争。
　　流行服装登台

　　在那个万物复苏，服装杂志兴起的80年代，就连中央领导人百忙之中也不忘服装工作，在有关会议上，当时的领导人胡耀邦强调：要抓一下服装，要让全国人民穿得漂亮一点。

　　在此之前，中国也有自己的“流行服装”——军装，是年轻人最酷的行头。在北京，谁要是有一套“将军呢”，引来的不只是眼红，甚至可能是抢劫。改革开放之后，带着强烈意识形态的绿军装，顿时风光不在。人们需要更具时代特色的服装。

　　西装成为新时代第一种流行服装。周长青说，西装热开始逐渐遍及大江南北、城市乡村，西装大普及是对盛行多年的“老三装”的反动，其深层的原因是基于对政治改革的渴求。《时装》上转引了《东京新闻》上的文章标题：“中山装，再见”（《时装》1983年特刊）。

　　著名设计师郭培回忆说，80年代刚从事服装设计，她曾经设计了一款白色一粒扣西服，用的原料是9毛钱一米的库存桌布，生产出来后，“卖得那个好啊，卖时装就像卖大白菜一样。”机关里的干部，工地上的工人，市场上卖菜的……满大街，不分人群，到处都流行穿西服。“全社会都是白领了。”

　　90年代初的一天，郭培意外地发现自己设计的服装上了电视。当年热播的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她打开电视一看，发现女主人公穿的大花格子西服就是自己所在的天马公司生产的，设计师就是她，她边看边乐。郭培说，那时，裁缝店到处都有，店里的“裁缝”人人都会做几款流行的西服。

　　不仅西服，婚纱也开始出现在中国人的婚礼上。郭培说，当年，北京还没有婚纱设计师，郭培想设计一款婚纱，不知道裙摆怎么能撑起来。她跑到人艺的后台找到设计师，看演员穿的戏服，发现下面是用竹子做的一个架子，很复杂。后来，她学会了自己设计。

　　郭培梦想着“做世界上最美丽的衣服，将来能进博物馆的那种衣服”。1997年，郭培开办了自己的公司“玫瑰坊”，致力于“高级定制”，像章子怡、杨澜这样的明星都成为她的客户。因为她出色的设计才华，郭培还负责2008年奥运会颁奖礼服的设计，蜚声国内外。

　　时尚的服装继续在郭培这些中国设计师的剪刀下流转着。
　　
　　设计师取代裁缝

　　日常生活中普及了西服，婚礼上出现了婚纱，中国人的穿着已经从最初单一的深蓝灰绿中山装，经历一次次流行时尚浪潮的洗刷，日益多姿多彩起来。

　　是什么在引导着时尚的脚步？

　　在服装款式单一的80年代，一部电影就可能催生出一款服饰的大流行。80年代初，一部反映纺织厂女劳模与漂亮裙子之间矛盾冲突的电影《街上流行红裙子》播出后，没人会预料到影片中的“红裙子”会成为中国女性追捧的对象。郭培说，一时间，街头的女性纷纷穿起“红裙子”、“黄裙子”，街上的黄裙子特别多，跟黄蜂一样，一个多样化、多色彩的服装时代“忽如一夜春风来”。

　　紧接着，在比赛场上，更前卫的服装——泳装的出现冲击着国人的审美观。1986年，一位健美运动员在比赛中穿着一种上下分离的两件式泳衣亮相，这种极为暴露的比基尼泳衣，仅仅遮盖了女性最为敏感的三个部位，当时一出场，就在国内引起轩然大波。

　　80年代随着服饰的多样性更新，人们对服饰的需求越来越高，满大街的“上海裁缝”、“江浙裁缝”已不能满足人们对更新服装样式的渴求，服装设计开始成为一门专业的课程。

　　1988年5月10日，北京服装学院成立，这是中国第一所全国性的以服装科学、工程、艺术为主体的新型服装教育高等学府，开始引导服装走向专业化设计。

　　当年从北服毕业的学生梁燕，到上海做了几年设计师后，又重新回到学校当老师，讲授服装设计，同时还经营了一间自己的服装工作室。

　　梁燕说，1983年，苏州丝绸工学院在国内第一个开办服装专业，当时的老师还都不是很专业，都在探索如何教服装，教图案，讲授的是一些具体做衣服的方法。

　　她回忆说，在80年代，一套服装设计出来，就会成批量地生产。别人穿上好看的，自己也要去买。

　　到了90年代末期，服装教育开始做调整，讲究整体和系列服装的设计，并且要求设计和市场联系起来，考虑到服装的配饰，整个一套服装穿什么。卖成衣的商场越来越多，裁缝也越来越少，直到现在很难再找得到。

　　梁燕说，后来的变化越来越快，到她现在给学生讲课时，就不只是讲服装的设计，而是要讲理念的设计，服装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不再单纯是在做产品，而是要表达一种概念。

　　流逝着的“流行”

　　周长青清楚地记得，80年代的一天，在周围人还穿着普通的灰蓝色中山装时，他看见妹妹穿着一条紧绷绷的牛仔裤回到家，裤子把大腿包裹得紧紧的，走起路来屁股一扭一扭的，他看见非常生气。在周长青看来，那不是正经人穿的裤子。

　　当时，这并不是周长青一个人的想法。上海某大学在招收研究生时，曾对一名考试合格的学生提出要求：如果你继续穿牛仔裤，将被拒绝录取。

　　是谁在拨动人们心中的琴弦？1983年这一年，商业部宣布：棉布敞开供应。政策的放开，使喇叭裤、牛仔裤这些时尚服装进入百姓生活中，电视剧《大西洋底来的人》的热播，也让“蛤蟆镜”成为当时的时尚。戴着蛤蟆镜，穿条喇叭裤，提台录音机放着邓丽君的歌曲，这样的装束就是当时年轻人最时髦最出位的装束。

　　爱美的不只是周长青的妹妹一个，几乎所有的女孩都爱美，爱赶时髦。生于70年代末的梁燕记得，在90年代初，全国风靡一种黑色的“健美裤”，不分老少，人手一条，甚至箱底藏着四五条，配双小白鞋，上面穿件白毛衣，就很时髦。“人们的着装心理还是跟风，你买了穿着好看，我也要买。”

　　刚过两年，街上的“健美裤”就过时了，出现了七分裤、八分裤。90年代，服装流行样式变化得特别快。2000年毕业，梁燕拍了毕业照，短短几年，她回到学校拿出当年的毕业照给学生们看，学生们一片惊呼：“哇！你们那时候怎么那么土啊？”梁燕那时喜欢穿一条白色的小花裙子，现在是一身随意得体的职业装。

　　前些年，曾经流行过一个词“撞衫”。梁燕说，这个词其实已经过时了，因为，在当下服装多样化的时代，“撞衫”已经很难了。前些年还有一个款式，生产上万件。近几年，服装业有一个新的模式，就是“多款式，少生产”，一个款式可能就卖一个星期，就被新的款式取代。

　　当年上学时，穿上一件新衣服就会觉得非常漂亮的梁燕，经历过“撞衫”的尴尬年代，现在遇到穿着时尚的学生会问她：“老师，我现在穿得是不是特别非主流？”

　　穿着“非主流”，要穿得和别人不一样，已成为一种新的时尚。梁燕说，现在的服装设计讲究个性化，讲究与自己的性格是否吻合。现在，很难再像以前一样，用某一种品牌来定义今年会流行什么。每个季度，专业部门发布的服装流行趋势报告，也是使用一些模糊的词语，描绘当下的流行趋势，比如说是流行暖色系还是冷色系。大街上，再也不会流行单一的红裙子。

　　梁燕说，根本的原因是，当下，国内的设计师越来越多，很多还是国际知名的设计师，服装款式更新得非常快，能选择的面也广。与30年前皮尔·卡丹到中国时，满大街的灰蓝中山装相比，如今街上中国人的穿着打扮已是“远近高低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