棉花价格的暴涨暴跌和国内外棉花市场长期存在的价格差异(中国国内棉价高出国际市场棉价1000-2000元/吨)，根本上是源于我国棉花流通体制的不健全，不能与国际市场完全接轨。此外，棉花配额体制的存在，以及政府决策的滞后性，客观上也加剧了市场失灵。尚未完全市场化的棉花流通体制必然制约其下游已经完全市场化的纺织产业的发展，从而影响到整个产业链的安全与发展。

　　劳动力成本走高 中国纺织业的劳动力成本与发达国家及国际平均水平相比，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但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这种优势正在迅速减弱。1988-1998年十年时间，中国纺织业的劳动力成本增长了230%，到2002年已经翻了4倍多，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墨西哥、菲律宾和泰国。2002年，中国纺织业平均工资水平已达到印度的1.12倍，巴基斯坦的1.86倍。而这两个20世纪90年代后期崛起的国家正日渐成为中国在低附加值大众化产品上最强劲的对手。

　　劳动力供应减少

　　随着“独生子女”政策滞后效应的显现，中国劳动力资源将会在2015-2020年的供应洪峰后出现逆转，从而导致劳动力成本的进一步上升。

　　根据波特的钻石理论，中国纺织产业目前仍处于产业发展四阶段中的初级阶段——生产要素导向阶段。在这一阶段，产业发展主要依靠的是生产要素优势，容易彰显产业成绩，但也非常脆弱，生产要素比较优势的降低或相对减弱很容易给产业发展带来重创。这就迫使中国纺织产业必须加快把主要依靠生产要素数量和低成本的扩长模式逐步转向主要依靠质量提升的发展模式上来，并积极进行体制改革，大幅度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人民币升值的汇率风险

　　新的汇率机制允许人民币汇率每天以0.3%的速度攀升(或下跌)，因此从理论上讲，人民币可以在两个月内升值(或贬值)15%。中国纺织业属于出口依赖型产业，人民币升值必然会挤压产品出口的利润空间，使得纺织产业的形势变得异常严峻。

　　据初步估算，人民币升值2%，即可使棉纺织行业营业利润下降24%，毛纺织行业下降16%，而出口依存度较高的服装行业受到的损失最大，利润率下降26%。2005年7月22日，央行宣布人民币升值2%，意味着超过千亿美元的纺织服装出口减少了逾200亿人民币的净利润。再加上贸易摩擦高发期，我国纺织行业议价能力趋弱，升值所带来的边际负面效应会进一步被放大。因此，在新的汇率机制下，进出口企业必须尽快学会在外贸合同中增设附加条款以及采用远期套汇保值等金融工具来规避和锁定汇率风险。

　　值得说明的是，尽管远期套汇保值业务是实现换汇成本可预期的有力措施和重要手段，如应用得当，可以帮助企业将汇率风险控制在合理范围内，但这种金融工具本身也具有一定风险，对人民币汇率升跌走势的错误判断同样会给企业带来损失。而对于平均利润率仅有3%—5%的中国纺织企业而言，这种损失很可能是灾难性的。因此，只有借助品牌产品和高端产品的丰厚利润来提高企业的抗风险能力，并通过不断的产品结构升级来消化因人民币升值所带来的成本上升因素的影响，才是抵御汇率风险的根本举措。

　　配额的管理、汇率的调整等是政府的规制行为，而行业自律、套汇保值等却是市场手段。因此，中国纺织产业的安全发展还必须依靠政府和市场“两只手”的有效结合。当市场失灵时，政府必须进行干预，以期把交易成本降到最低，并求得产业发展的最大效益，确保中国纺织产业的发展安全渡过“深水区”。（文/李孟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