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装的苗族女子

施洞：苗族“姐妹饭”

市场上古老精美的苗服越来越少

谁的苗绣？

著名歌唱家宋祖英在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唱时，身上穿的是一套苗族盛装。

在很多场合，苗族服装被当作中国少数民族装扮的代表。苗服被追捧最简单的原因是——漂亮的苗绣。2006年6月，国务院公布文化部确定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苗绣名列其中。

要评断苗族服饰的艺术价值，事实上难得找到很多大师评语，坊间传说沈从文先生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对苗族服饰大加赞赏，查阅原文，发现不过是一句“花纹或秀美壮丽，或非常细致，艺术水平均极高”。

但这并不影响藏家们发现这一朵深藏民间的服饰“奇葩”，苗族服饰的民间收藏20年间暗流涌动，苗服价格飞升，收藏家们视为新宠。

苗族服饰，因苗绣而独具魅力。在商人们来到之前，对于苗族人来说，谁家衣服绣得好，是家境殷实、女人能干的标志，那些繁复华丽的苗族盛装，只有在节日祭祀和女儿出嫁时昙花一现，让族人们啧啧赞叹之后，又被收回衣箱，等待下一个节日。

收藏者来了，商人们来了，苗服，第一次被标上了价码。

那么，谁是苗绣的主人？保护是不是必须留在原地？苗绣的“流失”会给这种艺术带来怎样的命运？(黄 祺)

苗绣传奇

18年，一名为省钱常常不吃菜的苗族农村少妇，摇身变成拥有数百万家产的“老板娘”，她的命运，全因苗绣身价的狂飙而改变。撰稿／黄 祺(记者)

私人博物馆

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首府凯里市，张红宇的故事广为流传。版本不同，但主要情节是相似的：上海一家公司买走了她收藏的所有苗族服装。各个版本的不同之处在于收购价格，有的说是600多万元，也有人说500多万元。提到她时，几乎每个人的眼睛里都闪动着毫不掩饰的羡慕。“我要是有钱，也去收衣服了。”说这句话的是张红宇老家贵州台江县民族宗教部门的一位干部，日常工作是保护民族文化，他似乎对自己的后知后觉颇为懊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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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红宇的家，也是她的私人博物馆。价值数百万元的满屋藏品，已经被小心看管起来了。

这是凯里市区一个带电梯的高档住宅社区，每平方米售价2200元，对于凯里市的居民来说，能住这样房子的人，一定是家境殷实的了。

张红宇的家两套房贯通，一共有320平方米。这么大一个家，却连张像样的床也没有，每间房四面都是玻璃橱窗，里面挂着各种少数民族服饰，苗族服饰占了最大的比重(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40%人口是苗族)。与真正的博物馆相比，张红宇的博物馆设施简陋，灯光也不够明亮，但藏品的光彩却并没有因此减色。张红宇说，墙上的每一套服饰，市场价格都在万元以上。其中一套苗族服装，别人出价20万她也没卖。

当地电视台曾到她家采访，也有国外的旅游团知道她，要求到她家参观收藏。但张红宇的真正的“名气”在北京和上海，苗服收藏者都知道这个贵州“老板娘”。

张红宇的发髻上插一把木梳，梳子上一束长长的白线挽在发髻上，这是张红宇老家黔东南州台江县施洞镇苗族妇女的发式，白线过去是马尾做的，现在都改用纤维替代了。

发髻是苗式的，但衣裤都是汉族的，就像她的身份，既是地地道道的苗族人，又是走南闯北把苗服卖给外人的商人。

“老板娘”的生意做得很大了，就在记者到她家之前，她刚从一个二道贩子手里以18万元买下一套苗族服装。她告诉记者，虽然感觉贵了些，但二道贩子说一个外国人也看中了这套衣服，为了不让好东西落到外国人手里，她狠心买了下来，为此，张红宇的丈夫似乎很不满意。

张红宇正是以此为生——在苗族聚居地区收购苗族服装，转卖给外地买家。现在，和张红宇做同样生意的凯里人越来越多，但张红宇做得早，被圈内公认为是最成功的一个。尽管如此，丈夫却称她“疯子”，因为她总是舍不得出售那些上品。

张红宇私人博物馆里的藏品，就是这样一件一件攒起来的。她的收藏让许多人眼红，她也毫不谦虚地说，最好的苗服，原本都在她的博物馆里。

为什么说是“原本”呢？因为那些十多年积攒的收藏，今年年初刚刚被一个买主收购，如今展示的收藏，只是因为被她带到外地展览，才逃过“一劫”。

买主是上海美特斯邦威服装公司，这家公司以600多万元的价格收购了张红宇的藏品，充实企业的服装博物馆。对于商人来说，货物出手本是件好事，但这半年来张红宇整天愁眉不展，一提到这件事就叹着气念叨“可惜了”，眼泪也快掉下来。她说这些宝贝是丈夫趁她出差上海时偷偷卖掉的，她很是不舍得，况且“价格也不如意”。

张红宇说不清为什么不愿意卖掉品质上乘的苗服，她没有多少文化，也不曾研究过苗服，说自己就是喜欢苗族刺绣，喜欢苗族服装。当初她涉足收藏，是因为怕精美的苗服落到不懂行的外国人手里，糟蹋了好东西。

如今一路走来，张红宇的心愿似乎没有达成，仍有不少苗服辗转流入海外买家之手。而她本人却是靠苗服发了家，成为苗服收藏热潮中的幸运儿。

发迹史

要想测一测苗服的“热度”，可以看看“二道贩子”的数量：1980年代末，张红宇老家的施洞镇大概有30人收衣服，现在，从事这项“职业”的已经有上千人。

18年以前，和她的同乡一样，张红宇眼里的苗绣，只是女孩必修的功课和一辈子做不完的“活路”。那时，张红宇在台江县一家织绣厂绣花，每个月工资30元，她和丈夫两人的工资一共是80元。

生活清贫，丈夫出差时，张红宇连菜也不买，只吃稀饭或者面条。老公在邮电部门工作，消息灵通，听说收苗服可以赚钱，就让张红宇试一试。

老旧的苗族服饰能赚钱？张红宇半信半疑，开始摸索着做收购苗服的生意。“那时候去乡下收衣服甚至不用带钱。”最早的收购是以“代销”方式进行的，张红宇去村寨里，挨家挨户询问有没有旧衣服，村民们把旧衣服交给她，她再坐上长途车，把衣服带到省城贵阳，由贵阳的收购商鉴定价格，把钱付给张红宇。留下自己的中介费，张红宇把钱支付给乡亲。

渐渐地，张红宇老家台江施洞镇苗绣的名声，像美酒的醇香一样飘到了世外，很多藏家循着“酒香”找到了施洞。贵州的山区公路让人望而生畏，即便现在，从台江县到施洞镇，汽车也要在尘土飞扬如同浓雾般的乡村公路上颠簸1个多小时，18年前的交通状况一定更加糟糕，但仍有一些执著的买家不远万里奔向大山。

最早到苗族村寨里搜寻苗服的几乎都是台湾人，正是他们把华美的苗服介绍到世界各地，引得各国收藏家纷至沓来。封闭的苗族村寨里，没有多少人知道苗服已经受到追捧，身价开始飙升，他们卖掉家里的旧衣服，只是为了贴补家用。“一套上百年历史的苗族服装，图案精美，农民开价只要100元。”而对于贫困山区的苗族农民来说，自家的旧衣服居然能卖到100元，几乎已经是天上掉下来的横财了。

苗服在收藏者圈中名气越来越大，交通不便和语言障碍，让张红宇这样的本族收购者获得了机会。如果贵阳商人从张红宇手中以三五百元的价格买走一套衣服，张红宇的中介费是一二百元。张红宇由此掘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

有了几千元本钱，张红宇开始自己摆摊销售苗服。1994年，张红宇的地摊摆到了凯里市营盘坡宾馆的门口，“每天像上班一样，早上八点摆摊，晚上七八点才收摊”。这里是外国来宾集中的地方，服饰地摊市场已经有了相当的规模。

每个月，张红宇用半个月时间走乡串寨收购苗服，另外半个月回凯里摆地摊。比起五六年前，苗服的价格已经差不多翻了10倍，加上收购者越来越多，农民出售自家苗服的价格也水涨船高，一套上百年的好苗服，需要2000元左右才能收到。张红宇至今还记得，她曾经从乡下以900元收到一套苗服，转手的价格是4500元。

收藏圈

经过朋友介绍，1996年，张红宇去北京“发展”。她在潘家园古玩市场继续摆地摊，北京古玩城里还有她的一家小店。但事实上，张红宇的“生意”并不在地摊和小店里，那里不过摆些不太值钱的“小东西”，她留在北京，是为了方便与大主顾联络交易。好苗服越来越难买到，收藏爱好者们都要仰仗张红宇这个“老江湖”，希望能从她手里买到“好东西”。

接下来的这10年，张红宇亲身经历了苗服市价的狂飙。她对记者说，当年3000元一套的苗服，如果留到现在，要值十几万。张红宇指着墙上一套苗服说，这套1996年收来的苗服，收购价是1万多元，现在有人开价7万，她没舍得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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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正花递给记者的名片上，印着她身穿苗族盛装的照片，名片第一行字是：“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3区贵州苗族工艺”，名片上有手机号码和一个北京的小灵通号码。虽然是张红宇的“后辈”，但刘正花的普通话比张红宇流利得多，也健谈，脸上总是笑盈盈的。

在凯里市金泉湖公园外的“民族工艺品市场”上，刘正花转了两个多小时，却一样也没买，只在自己弟弟的摊子上拿了一件苗族上衣，准备带到北京去帮弟弟代卖，刘正花说：“没有看得上的东西。”她每隔几个月就要回贵州一段时间，到乡下或者凯里的市场上收购货物。

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刘正花的老乡有100多人，大家都卖苗族服饰。刘正花夫妻俩在北京做生意已经七八年，生活依然简朴。两口子住在离潘家园不远的十里河，老乡们在一起租住廉价的房子，既有人交流，也保证了安全。每个星期，刘正花雇一辆人力三轮车，把货物从十里河的家拉到潘家园，每次运费是8元。

和张红宇一样，刘正花并不靠潘家园的地摊赚钱，而是在潘家园结识买家。“一对美国夫妇在潘家园认识了我，他们很喜欢苗族刺绣。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又来了，送了我一大包巧克力，约了一个时间让我去宾馆，我带了很多衣服、绣片过去，后来他买走了很多很好的围腰。”刘正花说，很多生意就是靠这样口口相传的私人关系做成功的。

“到北京一定要到我潘家园的摊子上来哦。”刘正花热情地邀请了记者很多次，不放过任何潜在的主顾。记者说看不懂苗服，她熟练地回答：“不懂没关系，慢慢就懂了，你有朋友喜欢，也可以介绍过来。”

做苗服生意的人越来越多，好的苗服越来越难收到，刘正花说现在生意比过去难做多了，“开始做生意的时候，不认识人，卖不出去，等认识人的时候，又收不到衣服了。”刘正花只恨自己起步晚了一点。

刘正花和张红宇都是施洞镇人，实际上，市场上活跃的苗服收购者，多半来自施洞。长江支流清水江从施洞镇流过，自古施洞就是客商云集、集市繁荣的交通枢纽，安居于此的苗族人，也比深山僻壤的苗族人更加开放，更早地学会了经商之道。施洞苗族的刺绣花色鲜艳、纹样繁多，也让施洞人得到了近水楼台的便利。

留守在凯里的施洞商人，多半在金泉湖民族工艺品市场上拥有自己的摊位，他们向游客出售绣片、背儿带、苗族服装，有的绣片是新做的，特意做旧，冒充古老绣品叫个高价，普通的游客难辨真假。真正年代久远的精美苗服，被定期回凯里的商人买走带到北京、上海，再由他们卖给识货的藏家。

刘正花现在不会有太多时间到村寨里去收衣服，她要依靠熟悉的收购者，作为她的供货来源。刘珍妹一家也是施洞人，七兄妹如今都在做收购生意，他们去乡下收衣服，凡是手工制作、没有破损的衣服、绣片通通买回来。收来的衣服一部分摆在自己家开在凯里的商店出售，一部分供应给像刘正花一样的商人。

刘珍妹每天一边看商店，一边跟着邻近商店会刺绣的大姐学绣花，她现在还只会简单的平绣，工艺复杂的破线绣、马尾绣她都还不会。绣片拿在手上，刘珍妹神情专注，但和她的长辈们相比，这专注中包含的情感已经不一样了——长辈们绣的是嫁衣、是传家宝贝，刘珍妹绣的是商品，不久就要被卖掉。-

苗绣：把历史穿在身上

苗族服装是“化石”，可以窥见汉代中原服饰的影子。这个没有文字的民族，用针当笔、用彩线为墨，把几百年的苦难和迁徙的坎坷道路绣在衣裙上。

当“外人”被苗族刺绣折服，苗绣又被赋予更多的价值，那些本能的对历史的记录，如今变成了可以用金钱衡量的美。撰稿／黄 祺(记者)

“中国也有高级服装”

“苗族服装为何有如此魅力？”这是让韦荣慧感兴趣的问题。

韦荣慧是中央民族博物馆副馆长，成长于贵州黔东南州的苗族人。“我接触了很多收藏中国少数民族服装的人，很多人一开始收藏各个民族的服装，到后来就只收藏苗族服装。所有被收藏的民族服装中，苗族服装被收藏的数量是最大的。”

为了解答心中的疑惑，韦荣慧常常询问收藏者们喜欢苗服的原因。给出的答案五花八门，“有人说，这是看了让人流泪的服装，有人说它有一种让人温暖的感觉，有人说从苗族的刺绣里，能看到一种达观的人生态度”。

一名叫做佐藤俊彦的日本收藏者对记者说，他喜欢苗族服装，因为“苗族刺绣最精美”，“没有两个绣花是一模一样的”。在北京工作的佐藤说，他在1996年第一次到贵州旅游时见到苗族刺绣，一见钟情，如今每年都要去贵州，民族服饰市场是每次必去的地方。

苗族服装上的刺绣，是收藏者热衷苗服的原因。“很多民族服装，只能得到收藏家、博物馆和研究人员的关注，只有苗族服装，得到了最广泛的喜爱，不管是专业收藏者还是普通人，都会喜欢上苗服上的刺绣。”说起自己民族的服饰工艺，韦荣慧非常自豪。

苗绣种类的繁多和工艺的精美，让其他的刺绣种类望尘莫及。在中国四大刺绣中，苗绣的工艺种类超过20种，挑绣、绉绣、叠绣等都是其他刺绣中没有的技艺。“有一种‘双针锁’的工艺，起源于汉代，这种绣法现在已经很难看到，但在苗绣中保存了下来。”

苗服做工的精致也让藏家们爱不释手，“破线绣”是把一根丝线破为数根，苗族女人用比发丝还细的丝线刺绣，一张绣片常常要花去几个月的时间。韦荣慧介绍说，苗族服饰在巴黎展示时，法国高级服装工会主席戈巴克对苗绣赞不绝口，他说：“我们过去认为中国没有高级服装的历史，但在少数民族服装，特别是苗族服装中，我看到了。”

让人着迷的还有苗族刺绣的纹样。中央民族博物馆里，收藏着一套“龙船衣”，这套衣服上的刺绣，描绘了苗族最热闹的龙船节的场景，热火朝天的龙舟赛跃然衣上。苗族刺绣不仅记录节日、图腾和英雄，还记载着苗族几百年迁徙的历史，在很多苗族刺绣图案中，都有水波状的花纹，苗族用这样的符号表示他们的祖先曾经跋山涉水，渡过长江、黄河，最后才来到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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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族人超群的想象能力，可以在刺绣中窥见一斑。苗绣中经常出现的蝴蝶图案，是苗族人传颂的图腾——“蝴蝶妈妈”。一棵枫树的树心生出一只蝴蝶，蝴蝶与水田中的水泡相恋，蝴蝶生出12个蛋，这12个蛋演化成自然万物和苗族人的祖先。苗族人相信，“蝴蝶妈妈”是所有苗族人共同的祖先。

黔东南，是蝶纹造型种类最多的地区。仅在施洞镇，蝴蝶的造型就有好几种，有人面人身蝶翅的，也有人面人手人足，背后长出翅膀，像西方天使造型的。还有一些几何图形的刺绣，用非常抽象的线条代表蝴蝶，用来装饰衣服的衽边和裤脚。

“苗族刺绣的用色也是独一无二的大胆，他们用红配绿、紫配绿、紫配黑，我们通常认为很俗的色彩搭配，在苗绣中被大胆地使用，达到了夸张的效果，他们用来一点也不俗。”韦荣慧说。鲜艳的色彩和多姿多彩的纹样，正是苗绣吸引人们的地方。

“苗族人对织绣染艺术的感悟得之于当年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或许可以说，苗族服饰艺术的精美与繁荣，非其他民族可以比肩。”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馆长杨源这样评价苗族服装。

衣裳不只是衣裳

姜文英今年53岁，她家的墙上有一张姜文英母亲身穿苗族盛装的照片，前襟和袖筒上绣着鲜艳的花纹，裤管也用刺绣装饰着。施洞苗族最喜欢的“机织布”是深褐色的，与五彩刺绣搭配，显得雍容而稳重。

母亲身上这套盛装，是外婆的外婆给外婆出嫁做的，后来，外婆把它传给姜文英的母亲，现在，母亲又把它送给了姜文英。姜文英对这套传家宝很得意，她说，像这样做工精细、刺绣精美、历史久远的苗族盛装，现在已经很难见到了。

我请求看一看姜文英的传家宝，她很坚决地摇了摇头，说只有节日、祭祀的时候，才会拿出来。姜文英没有女儿，儿媳们跟着她学刺绣学得不错，至于传家盛装是否会传给其中一个儿媳，姜文英还没决定。

没有一个民族像苗族这样，把妇女的服装看得如此重要和神圣，苗族女人一生中用于缝纫、刺绣的时间之多，大概也没有其他民族的女人可以相比。根据1957年的调查，在贵州省台江县施洞地区，缝制一套一等盛装，需要用427天，缝制一套二等盛装，需要337天。一名苗族妇女需要的不止一套盛装，女人有了孩子，背小孩用的背带更是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正因为背带上的刺绣鲜艳精美，在今天，苗族背带是很多游客和收藏者最钟情的苗族服饰之一。

姜文英听长辈说，自己的家族是几百年前从陕西迁徙到贵州的，她现在缝制的衣服款式和刺绣的样式，与几百年前先辈中女人的服饰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出嫁时，姜文英穿着与母亲的嫁衣同样款式的盛装出门。当汉族服饰经历了一次次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时，苗族服装却坚强地固守着，几百年来没有改变。

很多研究苗族服饰的人困惑于苗族服饰历代不变的原因，一个被认同的原因是，这个曾经经历太多苦难的民族，在被迫离开中原迁徙西南的过程中，靠统一的服饰来强调民族的团结，并保持自己民族的传统和文化。

服装在苗服婚姻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是它维系着这个民族的传统，正因如此，苗族女人才会穷尽一生的精力来制作衣裳。在苗族内部，有无数个“婚姻集团”，同一个“婚姻集团”内的男女才能通婚，辨别“婚姻集团”的标志，就是服装。

每年农历的三月十五日，是台江县施洞苗族最隆重的节日，当地人叫“姊妹节”。苗族男女穿着盛装，从四面八方聚到一起，唱歌、喝酒，寻找自己倾心的对象。苗族小伙子只要看到姑娘衣裳的款式和自己母亲一样，就知道姑娘是自己可以挑选的结婚对象，如果款式不同，就不能上前求爱了。

如果不是苗族人固执地保留着对制作精美服装的热情，也许，这个民族的风俗和传统，早就在迁徙中被外族的影响所淹没。反过来，苗族的风俗也捍卫了苗服制作代代相传。

苗族婚俗中，女孩结婚后的当天或者几天后，就回到自己娘家“坐家”，“坐家”时间可能是几个月，也可能是一两年。“坐家”几乎是苗族少妇专门用于刺绣的时间，在“坐家”的日子里，新娘能够得到娘家人特殊的照顾，她不用从事太多的家务和劳作，有更多的时间专心刺绣，给自己制作盛装，也给将来的孩子缝制背带、衣帽。

衣裙上的历史

在游人们来到施洞镇之前，每一个苗族家庭都按部就班地过日子，男人下田耕作，女人操持家务、绣花做衣。女儿照着母亲教授的花样学绣花，母亲教龙，就绣龙；母亲教蝴蝶，就绣蝴蝶。母亲为女儿绣嫁衣，等女儿有了女儿，女儿就会为自己的女儿绣嫁衣。

为什么每一代制作的服饰款式都几乎相同？绣花的图案为什么基本不变？那些艳丽的图案代表什么意思？就像家家都要淘米做饭一样，女人学刺绣，做衣服，在苗族人眼中是不需要探究起因的生活本身。

姜文英7岁开始跟着母亲学绣花，现在她是施洞镇有名的剪纸高手。施洞苗族最擅长的刺绣手法是“平绣”和“破线绣”，这两种刺绣都需要先剪纸，然后按照剪纸的图样在布上刺绣，所以剪纸是刺绣中不可分割的重要工序，纸剪不好，花也绣不好。

一幅剪纸就是一个故事，根据剪纸绣成一张绣片，把绣片缝到苗族服装相应的位置上，才能完成一套精美的苗服。会剪纸的人越来越少了，能像姜文英一样剪出完整的古歌故事的人，就更少了。苗族自古没有自己的文字，祭祀仪式中的主持人担当了记录历史的重任，他们在仪式中哼唱的古歌，记载了苗族人对世界初始的猜测，对迁徙历程的记忆，和他们信仰的天地鬼神。苗族刺绣将无形的古歌，绣在衣服上，一幅绣片一个片断，连在一起，就是苗族人的历史记忆。

姜文英剪古歌从来没有模板，故事和图形都在她的脑子里，一首古歌，最少要剪30幅剪纸。姜文英拿出一幅剪纸，讲的是铸造日月的故事。画面里两个人围着一个火炉挥舞大锤，“太阳是金子造的，月亮是银子造的，铸造的人是雄公和宝公。”姜文英用苗语讲解剪纸上的故事。接下来一幅，图样是一个双腿奇长的人肩挑箩筐，箩筐里装着太阳和月亮。姜文英说，日月铸造好了，是由一个长着九节腿和九节骨的人，用箩筐把日月挑到天上去的，从此，才有了苗族人生活的天地日月。

对万物起源的想象，羽化成苗绣，被苗族女人穿在身上，那些属于这个民族的故事，就这样世代流传下来。

苗绣是谁的

古老精致的苗服不在苗族女人的身上，也不在苗族人的箱底，而是在收藏者的展柜和服装贩子的手上。有人担忧苗服“流失”，也有人说交易让苗服获得“重生”。

 

苗服“流失”之争

“听说有外国人到凯里来，我们都会很警惕。”曾祥慧说。最近这一年，曾祥慧接受了几次新闻媒体的采访，每次她都强调，苗族服饰的流失情况已经非常严重。媒体报道说：一百年后，中国人要研究苗族的服饰文化，或许要到法国的博物馆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