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姚富瑛会摘下老花镜，盯着手里的纹样发一会儿呆。他总在想，那件龙袍只绣了一半，可能要绣不完了。

    因为身体原因，他已经有3个月没去工作室。那个不到20平方米的小房间，位于“京城百工坊”博物馆的一层。穿过幽长的走廊，拨开廊下的鸟笼，便能看到小屋子里挂满了各色绣品。有的是旗袍，有的是中式敞衣，更多的则是饰品小物。

    这都是这名66岁老人手里的活计。作为京绣世家姚氏的第四代传人，姚富瑛熟悉这门宫廷手艺的每一个传统。要用什么样的绸缎，绒线和金丝该怎么搭配，甚至每种颜色有什么讲究。“黑为玄，黄为权，红为喜，蓝为贵”，在病榻上，他仍不住念叨。

    这门流传了200多年的手艺，和景泰蓝、牙雕一起，并列“燕京八绝”。姚富瑛见识过这门手艺的辉煌，身为清朝绣花局技工的后人，他从小和父母离散，被京绣大师鲍淑兰养大，学了一手好针绣。

    他也经历了这手艺的落魄。上个世纪50年代，“老物件最不值钱”，国家将廉价收购的织物绣品，装在麻袋里，用拖拉机运过来，再“哗啦”倒在场院中央。

    刺绣从作坊搬进了工厂，姚富瑛也在他16岁这年进了绣厂，成了一名绣工。那时候，即便一件巴掌大的饰物，他要缝上20天；一件中式敞衣，则需要日日赶工，绣上10个月；而且，为了避免不同的人力道不同，保证针脚疏密一致，一件绣品必须一个人完成。

    等1995年从绣厂退休时，姚富瑛发现，属于刺绣的时代又换了。市场上开始流行假冒京绣。通常是用普通作料绣上图案，再扔到染缸里，浸上花花绿绿的颜色。京绣的传统工艺，完全被抛弃了。

    此时，因为实在“舍不得这门手艺”，这个绣厂退休工人在北京红桥花卉市场租了间店面，挂上了存货，开始继续绣自己的京绣。他坚持着过去的传统，一件衣服通常要绣上十来天。一幅“官补”，只卖上500元。他也会精心配好作料，花一个月才完成，另一幅《凤穿牡丹》，足足花了他4个月。那些该用珍珠、珊瑚、孔雀羽的地方，他从来都真材实料，丝毫不偷工减料。

    不过，这店铺生意并不好，往往半天才来一个顾客，一个月的收入恰恰能还上房租，他便觉得满足。还有人把这都当成了假货，开口就问10块钱卖不卖？

    早年，姚富瑛曾断断续续带过11个徒弟。这位老艺人授课严谨，每天都在念叨“图必有意，纹必吉祥”这些老规矩。他要求自己的徒弟们，从针线、构图、造型、设色，一丝不苟。不过，这些徒弟早都离他而去，有的去卖保险，有的去推销保健品，还有的则成了房产经纪人。只剩下姚富瑛一个人，偶尔收拾起旧日的授课笔记，感叹一声“世道变了”。

    还有一些旧时的老同行，收拾行李去了香港或美国。过些日子，老友来撺掇他，而他“也动过心”，不过，最后，他还是决定在北京苦守自己的绣坊，因为这里“才是京绣的家”。他还逼迫儿子辞了薪水丰厚的外企工作，回来“继承手艺”。

    躺在病床上，这位老绣师听说过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京绣评选传人的消息。他并不愿抛头露面，去争夺这项荣誉。尽管妻子抱怨他劳碌了一辈子，却没获得个“名分”。偶尔，他会说起未了的心愿。他想在有生之年，去莫扎特的故乡看看。“他的一生那么痛苦，但音乐里从未放进不好的东西”。

    几天前，姚富瑛刚做了一个大手术。躺在床上，床头的“补子”是他最好的慰藉。老人翻出其中一张，静静地摩挲着，蓝色的底儿，上面绣着龙、凤纹样。据说，这块皇家遗物，和其他京绣纹样，在姚氏家族手中，传承了几百年。他忽然抬头，眼神哀伤地问：“你说，这些寿命还有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