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阳香包刺绣起源于古黄帝时代，初创于岐伯之手，发展于秦汉唐宋年代，成熟于明清时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具有明显的地域特色：既粗犷豪放，又精细纤丽；既浓烈娇艳，又清纯素雅；既是大写意，又是纯工笔。其构图简洁明快，寓意传统古老；色彩大红大绿，过度跨越色谱；绣面厚实沉重，形态稚拙传神。绣工细密精整，针脚平齐如画；针法丰富多变，品种千姿百态。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著名民俗学家靳之林在看过庆阳的香包之后大发感慨：“我考察过全国的香包，好的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庆阳，一个是云南。相比之下，庆阳，特别是庆阳的正宁香包是最好的。” 
    2002年，老一辈革命家薄一波亲笔题词：“庆阳香包甲天下。” 
    香包不是一只单纯的绣品，让我们站在历史和现代的大背景下，重新审视香包的制作历史、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
　　香包，古称香囊，亦称佩帏、容臭。其制作和佩戴史至少可以上溯到战国时期，屈原《离骚》中有“扈江篱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江离、辟芷、秋兰均为香草。纫，乃连缀之意。佩即佩帏，在这里既指香包，也含佩带之意。全句的意思是把装满香草的佩帏带在身上。这说明香包早在屈子所处的战国时代已是一种饰物了。  
    汉代《礼记》有云：“男女未冠笄者……衿缨皆陪容臭”。容臭即香包，说明汉代未成年的男女都是佩戴香包的。 
    到了唐宋时期，香囊逐渐成为仕女、美人的专用品。而男官吏们则开始佩戴荷包了。有的官吏上朝时干脆把荷包缀于朝服之上。当然，那时的荷包与香包不完全一样，香包里主要装的是香草，而荷包主要是“盛手巾细物”的。这与前不久华池县双塔寺出土的手包型“千岁香包”比较吻合。 
    至清代，香囊已成为爱情的信物了。《红楼梦》第十七回宝玉与黛玉之间的一次“闹别扭”便是由送荷包引发的。 
    而历史演化到近代，香包则多半用于民间端午节的赠品，主要功能是求吉祈福，驱恶避邪的。 
    再看香包的图案，以华池县双塔寺出土的“千岁香包”为例，选用变形的梅花、荷花及缠枝花为刺绣纹饰图案，是按照佛教净土的教义设计的，其寓意是把这件小香包看作“西方净土”，因为变形梅花从唐代起就作为佛胸前的吉祥标志。 
    800多年前的佛教信徒们向佛塔敬献这种香包，完全是为了向佛表示崇敬和祈福的诚意。 
    从我国民间现存清代以来的香包看，大多数以花卉和动物为主图，以隐喻象征等手法表达各种情感寄托和美好向往。比方，用双鱼、双蝶、蛟龙等象征两性相爱、交合、生育；用莲花、荷花、牡丹、梅花等喻意女性；用登梅的喜鹊、采花的蜜蜂隐喻男性；松鹤象征长寿、石榴象征多子；而利用汉字的谐音做比喻者更是随处可见：送给新婚夫妇的“早生贵子”（枣儿、花生、桂圆、莲子组合图案）；送给长寿老人的“耄耋童趣”（以猫和蝴蝶戏牡丹组合图案，喻意老年生活非常有情趣）；送给小孩的“福寿娃娃”（以憨态十足的娃娃为主体，周围环绕蝙蝠、桃子组图，寓意此子今生多福多寿）…… 
    翻开这一层层厚重的文化积淀，面对这一幅幅多彩的生活画卷，展示在我们面前的尽都是古朴而又拙巧、原始而又鲜活的艺术瑰宝。其实，这才是揭示人性欲望的艺术；表达思想信仰的艺术；展示生命活力的艺术。可以说是真正的民族文化、民俗文化、大众文化、人性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