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8日，华纺股份自揭家丑，公司发布公告称，以公司第二大股东山东滨州印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主、新投资建成的关联单位滨州愉悦家纺有限公司在部分染整业务方面存在与公司恶性竞争的行为，并且公司部分董事、高管和中层管理人员持有愉悦家纺股份，形成不当关联任职。
　　华纺股份这时候自揭疮疤，将已经深藏近4年时间的第一、二大股东间的矛盾彻底暴露于投资人眼里。人们发现，当年股票发行额度制的余毒竟然留存至今，将一个本来有很好赢利的企业拖至了生机全无。
　　空壳华诚
　　华纺股份的第一大股东华诚投资公司远居北京，主要经营资产和注册地却在千里之外的山东滨州，公司经营资产分处三省四地，其主要业务棉纺、毛纺、印染等基本上毫无关联，两大股东的畸形合作源自额度制。
　　所谓额度制，是中国股市早年弊病，以地区、部门分配上市指标的制度，造成“想上的企业没配额，有配额的却无企业”的怪现象。
　　滨州市政府一位官员介绍，当时山东滨州印染厂急欲上市，但是苦于没有额度指标，上市无门，而华诚则是由国家大型企业工委直接管理的企业，手中有一个上市公司额度指标，于是两方一拍即合，决定各自拿出两个公司，捆绑上市。
　　在华纺股份上市前，华诚早已沦为一个负债累累的空壳公司。
　　据调查，1999年，上海二中院执行庭在执行过程中发现，华诚实际上几乎是一个空壳公司，其可查资产早已因各种原因被各省市的执法部门查封或冻结，经多方努力找不到其财产线索，于是不得不在1999年12月中止执行。直　　到2001年7月底，华纺股份刊登招股说明书，华诚赫然以第一大股东身份现身。
　　发现这一新线索后，上海二中院立刻恢复执行。2001年8月29日，华纺股份刊登上市公告书当天，上海二中院有关人员立即赶到上海证券中央登记结算公司，冻结华诚所持有的2500万股华纺国有法人股，第二天又冻结了3300万股，余下的2600多万股则被北京市高院因其它债务纠纷而冻结。
　　在上海二中院、北京市高院冻结华诚所持有的华纺股份后，武汉市中院、鞍山市中院、北京市一中院等也纷纷寻找途径，以期能够为其它债权人追回部分权益，这进一步表明华诚旧帐。
　　就是这样一家空壳公司，居然于1999年7月发起设立了华纺股份，并于2001年9月3日上市，华诚持有8474.21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4.59%而成为第一大股东。
　　由于上市前隐瞒重大诉讼事项情节严重，华纺股份上市次日即遭停牌。
　　2001年7月，华纺股份获准在上交所发行上市。然而与众不同的是，这家1999年发起设立的股份公司，却是占用国家纺织局1997年的额度。这种“出身”在当时并不鲜见，然而它所带有的“计划色彩”，成为上市公司管理体制上先天的“硬伤”。
　　事实上，“三国五方”的拼盘上市方案也是滨印集团最初选择的，现在不过是承担了“恶之果”。
　　内耗不断
　　捆绑之下的合作基础并没有想象中牢固。在对具体利益的明争暗斗中，两大股东之间的信任危机也不断升级。
　　华诚控制了上市公司，滨印集团感觉自己吃了亏，与华诚的矛盾越来越明显。华纺股份上市仅一年多，就三易董事长，两易总经理，四名董事、两名监事相继辞职，董事会的工作难以正常运行。更为糟糕的是，双方都没有采取积极理性的行动解决问题，反而是争相占用上市公司资金，争相利用上市公司为自己担保。这种恶性争斗的结果就是，华纺股份业绩大幅下滑，2004年每股亏损0.42元。
　　另外，上市之后，“捆绑”对华纺股份的伤害也体现得愈发深刻。分散于三省四地的经营资产给公司的管理带来很大困难，子公司生产各成系统，难以形成产业发展的合力，而且公司在人员、财务、资产等方面难以统一控制。
　　在争夺上市公司控制权无望的情况下，滨州市政府便支持滨印集团自立门户，造成今天华纺股份的市场乱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