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观念障碍
1.用工观障碍
案例：2004年底，浙商王均瑶英年早逝。浙江001电子集团董事长项青松表示，王均瑶的死正是因为太劳累了。这也是他们这一代企业家的命运，大家都是白手起家，每天工作18个小时左右。然而，对生命的透支却也成为这一代企业家的致命问题。在他们历经拼搏，功成名就之时，却发现把握生命航向的舵已不在自己的掌握中。王均瑶的离去提醒浙商，再强的人也无法承受一个现代化企业所面临的全部压力和挑战。而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也暴露了浙商家族制企业不肯放手的弊端。在温州，绝大多数为家属企业的温州民营企业，给大学生提供的发展空间也十分有限，而收入更是非常之低。
报告指出：民营企业家族化色彩浓厚，企业内部管理制度出现了“双轨形式”与“双重标准”，招聘的专业化水平高、能力强的管理人员很难取得与原企业管理者群体进行平等沟通地位。这种“内外有别”的双轨制，事实上增大了企业管理成本，损害了企业管理效率。家族制观念主导下的管理体制使得企业用人的科学性得不到保证，企业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效率低下，企业从业人员的创造性、积极性不能有效发挥。在用人上，人才与岗位不匹配，大材小用、小材大用现象也普遍存在，人才真正的价值不能很好地发挥。用人唯亲，特别在企业管理层，家族化烙印明显；掠夺式使用人才，不注重人才再生产、再提高，不重视人才的培养和挖潜；不重视氛围营造，不能为人才发挥聪明才智提供良好的平台。
2.就业观障碍
案例：2005年毕业的小赵，一年半的时间里，跳槽八次，跳槽频率之高，令人咋舌。小赵大学里学的是计算机专业，毕业的时候一门心思考公务员，但却名落孙山。最后只好匆忙开始找工作。第一份工作是程序员，因为自己专业不扎实，做起来非常吃力，没几天小赵就不干了。后来陆续做过计算机管理、网站编辑、业务代表等等，都因为各种原因辞职不干了。差不多平均两个月就要跳槽一次。在浙江，类似小赵的频繁跳槽大学生并不在少数。
报告指出：年轻劳动者跳槽辞职频繁发生，加大了供需矛盾。近年，在政府促进劳动力流动政策的引导下，企业和劳动者有了双向选择的自由，劳动力流动也成为了常态。但是，许多年轻劳动者不能正确评价自己，不能正确判断当前就业形势，对生活有更高追求，对工作有许多不满足，跳槽成了他们就业常态。频繁跳槽使用工企业和劳动者本身都支付了许多不必要的成本。
四、用工环境障碍
案例：去年年底，“中国水晶之乡”金华浦江发生一起8名云南少年被骗打工案，8名少年长时间在恶劣的环境下工作10多天，后被云南、浦江两方警察解救。此事也揭开了浦江当地使用童工的事实，在浦江虞宅乡，大量来自云南、贵州的童工在恶劣的工作环境中超强度劳动，收入微薄。
报告指出：劳动法在浙江一些民营企业仍得不到有效执行。有些民营企业利用加强劳动强度、延长工作时间获得利润。特别是那些季节性明显的行业企业，在生产淡季时大量减少企业员工，一旦到了生产忙季，采取多种手段增加劳动强度，延长劳动时间，企业员工的健康和安全得不到相应的保障，企业员工所得的劳动报酬也与其所付的劳动不成比例，恶化了用工环境。
由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也导致了偏远地区对劳动者吸引力下降。2003年浙东北地区的人均生产总值是浙西南地区的1.81倍，进出口总额是浙西南的8.9倍；17个经济强县市的生产总值是25个欠发达县市的3.38倍，人均生产总值是2.65倍，财政总收入是3.41倍。浙西南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就业硬环境相对较差，就业软环境也相对落后，对劳动者的吸引力不大，企业员工流失严重，招工困难。
此外，民营企业不时发生无故拖欠和克扣劳动者工资的情况。特别是那些诚信意识不强、管理上规范程度低、产品结构简单、对劳动力技能要求低的中小民营企业，无故拖欠和克扣劳动者工资的情况比较严重。无故克扣和拖欠工资的后果是劳资双方关系紧张，使企业的管理和生产成本增大，管理效率和生产效率低下。劳动者求职时对这些企业做出较低的心理评价，这些企业就会遭遇用工困难。
解决建议
《浙江民营企业用工问题研究》建立健全和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处理好完善社会保险制度与促进就业的关系，从国情出发，合理确定社会保障水平和方式，妥善解决好农民工与城镇工雇佣价格的“双轨制”所带来的问题。二是建立健全和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既要明确为劳动保障买单的主体，又确定合理的负担额度，这样既使劳动者得到有效保障，又不成为企业的沉重负担。三是加大督促检查力度，督促企业不折不扣地执行劳动保障制度。
报告同时建议充分发挥工会作用，加强工会组织的建设和改革，增强工会组织的独立性，充分发挥工会组织在劳资关系调整中的积极作用，使劳资双方以集体化的力量维护各自的合法权益，建立和谐的劳资关系，最大限度地吸收新企业职工和农民工到工会组织中来。至2004年末，浙江25.48万家民营企业中，只有3.25万民营企业成立了工会组织，全省民营企业1062.62万从业人员中，只有近263.62万人加入了工会，浙江工会组织建设任重而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