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女装是暴利行业，其实这个极富美丽诱惑的事业也布满危险。尽管我们也曾有女装品牌一夜成名，很快产值过亿元，但尚未品足财源滚滚的感觉，就很快在市场销声匿迹。国内豪华酒店、涉外商场和高档专卖店里，上万元一身的女装套裙、上千元一条的真丝围巾、甚至数万元一只的世界名牌坤包，照样拥有忠实的买主；而在地摊、夜市和折扣卖场，一些显然是浸润过俏丽梦想的女装和饰品，却被贴上20元、10元，甚至5元、3元的价标，匆匆甩掉。

　　如果说，上述状况反映的是品牌原创附加值之间的差异，遵循的是为提高产销率而在不同流行周期采取的价格策略；但那些不情愿、却又不得不跟着商场频频打折的女装品牌，似乎是陷入被利益盘剥、精神折磨、欲干不能、欲罢不忍的痛苦深渊。一些城市边缘低档市场的小商贩，居然也能把“流行元素”注入她们常年经营的10元女装、10元女鞋……目睹这一切，我们不禁要问：是谁，夺走女装获利空间？

　　一般的认为是：男装赢利靠的是品牌和质量，女装则要在满足这两个条件的同时，更加强调色彩和款式。男装和女装在我国服装业完成原始积累的共同贡献中，发挥的功能却不尽相同。如果说，男装的发展反映着中国服装工业水平的进步和品牌运作的趋向成熟，满足着对修养、身份、财富象征意义的需求；女装的演变和蔚为大观，则更多体现了国民在精神上的解放，情感上的渴望，以及对国际风潮的感悟，对美好人生的向往。

　　有人认为，女装的暴利让国外品牌赚走了，此话就国际市场而言不假，但拿它形容国内市场则失之偏颇。根据去年的不完全统计，我国销售收入超过4亿元的女装企业已有黄石的“美岛”、深圳的“华丝”、杭州的“汇丽”、潮州的“名瑞”等4家。在与国际大牌、国际买家和国外用户的长期合作中，在按国际惯例进行的内销运作中，这些企业找到了自己稳定的利润来源，也培育出自有品牌的卓越品位与核心能力。

　　多年的国内亿元商场监测还表明，女装销售前10名仍然多为国内品牌。如沙溪的“班尼路”、北京的“赛斯特”畅销于华北市场；广东的“华鑫”蝉联东北市场销售冠军；广州的“哥弟”走红西北；上海休闲女时装“艾格”，更是在华中、中南、西南、西北各地风头占尽，常将几大销售区域的冠军统统收入囊中。

　　尽管我国女装面貌早已今非昔比，但企业数量多、规模小、利润薄、稳定性差的现状依然存在。也许是对比了男装强势企业的规模和利润，一些专家和全国性行业组织曾经把“南北女装不过江”当作问题，进行过多角度的研讨，以期有更多的无区域品牌女装企业出现，并从规模经济中实现更多的利润，获得更稳定的持续发展。

　　其实，女装消费者的多样化、多层次、地域性和由情感支配带来的随意性，决定了女装产品的多变性、短周期的特征，也决定了女装企业不宜盲目做大的特殊性。

　　再说，这些年一直在女装界不绝于耳的“京派”、“海派”、“南派”、“汉派”、“苏派”、“杭派”的叫法，也让一些女装企业跌入注重标榜基地优势、忽略塑造品牌个性的误区。

　　细细想来，“京派”女装似乎还停留在始创职业装时给人的记忆；“海派”女装除了品质可信并无更多魅力；缺乏个性的“汉派”女装终于落得散沙一盘；值得注意的是，“杭派”女装以其文化底蕴声名大震，也许预示学院一族在未来市场的远大前程；几乎成了虎门流行时装代名词的“南派”女装，却在休闲化的追风附势中，早已悄悄跨江北上；倒是深圳女装企业很少凸现“南派”特色，而在缺乏区域概念的原创开发和国际化经营运作中，构筑着一种专攻都市时尚一族的盈利方式。

　　在国外，许多女装企业都只拥有中小型规模，年销售额相当于几千万人民币；但几乎全部是设计先导型企业结构，员工数量少、品牌个性强、知识构成高、开发费用大、利润水平好。而我们的女装企业多没有形成高知识比重的结构和机制，这正是利润难以稳定的根本所在。

　　我国地域辽阔，风俗各异，对国际流行时尚的接纳速度和程度也存在差异。根据特定消费群目标提供定向服务，似乎更需要保持在适度规模，以求产销平衡；同时，有必要大力提倡原创意识，改善企业人力资源结构，占领设计高地，才能不为商场打折促销和同行步步紧逼所困，找回女装大把获利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