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番机制调整还改进了出口退税退库方式。出口退税将由中央财政每月统一退库，地方政府应当承担的部分于年终统一结算上解。朱晓华说：“这就解了各地财政的燃眉之急。”按照原来地方配套25%、中央按季返还的退税方式，只有地方财政的资金到位，企业才能最终拿到出口退税。这使得一些财政吃紧的地区出现了以下现象：由企业垫付本应由地方财政承担的25%的资金，以求得到中央75%的退税。实际上，这意味着企业基本上不可能再拿到那25%的退税。

　　通知还规范了地方出口退税分担办法，要求各省（区、市）可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制定省以下出口退税分担办法，但不得将出口退税负担分解到乡镇和企业；不得采取限制外购产品出口等干预外贸正常发展的措施。所属市县出口退税负担不均衡等问题，由省级财政统筹解决。这一系列调整都呼应了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呼声，因此理所当然受到企业的欢迎，一些企业在商务部的网站上欢呼：“这真是一场及时雨！”

　　“过街老鼠”的痛苦回忆

　　华源江苏是一家在无锡惠山经济开发区注册的企业，2004年上缴所得税400多万元，地方财政却需要负担退税2450万元，超过惠山区当年财力增量的1.6倍。不仅如此，华源江苏的出口基数大部分在上海，深感无力承担的惠山区政府只好借拆迁之机注销企业工商登记，使企业因找不到新的注册地，当了5个月的“袋袋户口”。

　　这只是原来出口退税机制下外贸企业困境的一个典型代表。在出口退税逐级分担统筹机制下，各市县要承担超基数部分的25%，各级财政普遍面临巨大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原先作为招商引资对象、给地方“长面子”的外贸出口企业，一夜之间成了过街老鼠。

　　对于纯出口的外贸企业，不征税却要大量退税，地方政府更是避之唯恐不及，不少地方在招商引资时明确拒绝其入驻。对于原有的外贸企业，一些地方政府采用消极提供服务、拖欠退税等手段，希望“逼走”企业。在一些矛盾尖锐的地区，甚至出现了国税部门将出口退还书送至人民银行后被财政部门拿走，使资金无法退付的现象，严重影响了政府诚信。

　　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当下出口退税机制下地方政府与外贸企业的紧张关系。苏南的一家外贸出口大户，明确对保安下令：谁让上门劝说企业搬迁的政府工作人员进门，就让谁扫地出门。这些剑拔弩张的背后，是地方财政因出口退税越勒越紧的裤腰带，部分地方甚至出现了增值税“收不抵退”的现象。

　　苏州市财政部门曾给记者算过一笔账，今年一季度，苏州外贸出口同比增长51.1%，实际退税38亿元，按此测算，苏州今年出口退税额将达到200亿元，地方财政负担30亿元，是去年的2.6倍。其下辖的昆山市，今年上半年累计出口退税19.53亿元，已大大超过其核准基数14.55亿元，预计全年出口退税将达到40亿元，影响地方一般预算收入10亿元，影响财力5亿元。

　　新机制仍留“后顾之忧”

　　“由于地方政府之间收税和退税的不平衡，最后的压力都落在我们企业身上，曾几何时，国家一向鼓励的以国外市场造就国内就业机会的出口企业，一下子成了当地政府的包袱了，恨不得一下子踢到月球上去。”这家外贸企业的满腹牢骚，典型地反映了现行机制下异地退税的问题。外贸企业异地收购产品，税收收入归企业所在地政府，出口退税却要由企业出口地政府承担。这两者之间的矛盾使外贸出口地政府感到不公，许多地方明令外贸企业只能收购本地产品，或者对收购异地产品的企业拖欠出口退税，这引发了地区间出口产品流通壁垒，导致地方保护主义和市场分割。且随着负担级次增多，市场分割程度加深，不利于统一市场的形成和产业链巩固。更严重的问题在于，这实际上阻碍了东部出口企业到西部采购，影响了当地经济发展和就业。而这一问题在此次调整中并未得到解决。

　　江苏省外经贸厅财务处处长陆剑峰将现行的出口退税与出口数额挂钩的做法称为“鞭打快牛”，认为不利于调动地方发展外向型经济的积极性。他说：“新机制有了很大进步，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中央财政让地方承担出口退税数额的多少应该取决于地方的增收而不是出口。”据了解，目前江苏省外经贸厅正与省财政厅协商，将出口数额与出口退税脱钩，并且不再像过去一样同比例分摊到各市县，而是由省财政统筹。

　　此外，地方对于退税基数合理增长的要求，也没有得到呼应。基数固定而出口快速增长的现实让各地仍然心有余悸。以无锡市为例，今年上半年出口增幅高达53%，这有可能使暂时缓解的地方财政压力在若干年后重新凸显。“但问题总是要一个一个解决。”一位官员说，“等到新的矛盾出现的时候，新的解决办法也会出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