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有关各方称赞：此举大幅度减轻地方财政负担，并促使地方积极调整经济结构和出口产品结构，对政府和企业都利好。
　　近几年两倍于GDP增速的外贸规模急剧扩张，在强有力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快速增长的出口退税额也让各地“财神爷”苦不堪言。备受关注的出口退税新政策，仅仅运行了19个月，又迎来了一次重大调整。日前，国务院发布通知，在中央与地方出口退税分担比例、规范地方出口退税分担办法以及改进出口退税退库方式等三方面，对出口退税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虽然地方政府与外贸企业对此次政策调整的关注点各有所侧重，但整体来看，此次调整对两者来说无疑都是一个积极的利好消息。
　　中央、地方权责均衡之考量
　　“可以说，中央这次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是非常及时的，也是适度的，听取和采纳了我们地方的很多意见和建议。”天津市财政局局长杨福刚这样表示，“长期解决不了的历史欠税和当年应退税，去年一年都给解决了。而且由于这次我们分担比例的下降，今年我们地方负担的出口退税直接减少9.24亿元。这对我们可绝对是个大数字啊！就目前来看，与我们自身的承受能力还是相适应的。”
　　据天津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计划财务处处长张沛介绍，按照原来超基数部分中央与地方按照75：25比例负担出口退税计算，天津市4008家有经营行为的出口企业2005年预计发生出口退税120亿元，扣减实际退税基数67.2亿，超出的52.8亿元退税额，天津地方要负担13.2亿元。但是，按照新的分摊比例92.5：7.5计算，天津市财政则只需负担3.96亿元，减幅竟然达到了70%！对于天津这个外贸依存度（出口与GDP之比）已达58.6%，同时增值税占整个税收比重达48%的加工港口城市来说，出口退税政策的变化对其经济的影响尤为明显。
　　“当然，我们也充分理解中央为何这次将地方负担比例定在7.5%这个点上。这一方面确实大幅度地减轻了我们地方财政的负担，另一方面，也保留了原有机制改革的目的和作用：促使我们地方更加关注出口退税机制的完善，共同打击出口骗税活动，积极调整经济结构和出口产品结构，避免无节制地发展高耗能和低级产品的出口。而且，还继续坚持了出口退税中央与地方共同负担的原则不变。”杨福刚如是说。
　　天津市财政局预算处副处长朱春礼则分析，由于中央免抵调库出口退税的比例也为25%，按照以前75：25的负担比例，地方财政从中央拿到的出口退税款就要全额补贴给企业，因而地方对企业出口就没有什么积极性。现在调整到7.5%，虽然地方仍要给出口企业补贴一部分，但毕竟地方还能得到17.5%免抵入库款。
　　“这就有一个质的区别了。原来地方只是负担，可以说一点收益都没有，自然怨言很大。现在可以说是负担与收益有了一定的匹配，地方出口退税的负担至少有了一个承载体。”
　　另据了解，天津市宝坻区口东镇由于有几家大型服装出口企业，因按照25%的比例计算当地负担出口退税数额竟然超过了当地税收总额，税收合计为负数。针对这一问题，杨福刚表示，天津将按照出口退税新办法，由市里统筹安排解决区县一级税负不平衡的问题，同时，还可以通过新增加的财力有效防止乡镇一级财政状况恶化的发生。
　　及时退税成外贸企业“意外”惊喜
　　当社会各界将出口退税政策调整的焦点聚焦在中央与地方具体分担比例如何调整上时，外贸企业们却在此次政策调整中“偷”着乐——作为调整出口退税分担比例的一项“副产品”，出口退税退库方式的改革，显然给众多外贸企业带来了一份“意外”的惊喜。
　　北方国际集团一直是天津市的出口大户，1999年到2002年一直是位列全国进出口500强及出口200强，2004年出口额高达4.07亿美元。然而，在前几年，出口大户也意味着出口退税占压资金的大户。2002年底，整个北方国际集团的出口退税占压资金达到了4.7亿元，有的出口退税款占压期限长达1年半。“光这些占压资金一年的利息就要上千万呢！”北方国际集团副总裁李一中那时心急如焚。“这次我们注意到，今后出口退税改由中央统一退库，地方负担部分在年终时才专项上解。这样，我们这些外贸企业最为担心的出口延期退税的情况，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得到缓解。”
　　仅2004年一年，中央财政就将北方国际集团历史上积欠的出口退税款全部偿还清。今年由于审核程序原因，整个集团应退未退的出口退税仅为3600万元，而且这些未退款期限都在国家规定的90天的退税期限内。“我们下属企业的出口退税基本上都退到今年5月份了，最快的企业都退到7月份了。”李一中兴奋地表示。同样作为天津出口大户的三星电子有限公司，其对外联络部经理叶宗训也表示，及时退税和退税手续的便利可以说是出口企业最为关心的两个问题。“虽然出口退税率的下调给我们的一些产品的生产经营带来了一定困难，但此次出口退税退库方式的改进，将会让我们在未来资金运用上有了更大的空间。”
　　地区税负如何平衡成改革难点
　　征税地与退税地相分离，一直是出口地区在出口退税中反映较为激烈的问题之一。张沛介绍说，据他们对天津25家主要的外贸企业调查显示，在140亿元的加工贸易出口额中，有50亿元都是国内其他地区配套生产的。滨海新区外贸口岸进出口货值的55%都是来自华北、西北等地区省市。但由地方负担的出口退税都由天津市一个地区负担。“我们这有个新疆生产西红柿酱的企业，他们将在新疆生产的大包装西红柿酱在我们保税区改成小包装出口。这家企业在新疆生产地上交了可观的税收，但他们的出口退税却全部由我们来负担，这确实很不合理啊！”
　　在对几家企业实地采访中了解到，一般外贸企业从外省市购进配套原材料的情况非常普遍。北方国际集团出口的物资，有一半都是从其他省市购入。三星电子集团公司的叶宗训则直言不讳地表示，“我们出口的越多，对我们开发区管委会来说其实负担就越大。”
　　征税地与退税地的不吻合，使得外贸出口地政府感到不公，因而有些地方就会难免出现明令企业只能收购本地产品，或者对收购异地产品的企业拖欠出口退税的现象，这就引发了地区间出口产品的流通壁垒，导致地方保护主义和市场分割。“现在，出口退税新政策的实施，的确让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中也要好好算一笔经济账了。现在许多地方的‘招商引资’已经变为‘招商选资’了，他们现在更加看重的是能否‘招商引税’，而不是盲目地导致‘招商引债’这一结果发生。”张沛这样总结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