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闭幕的全国科技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指出，要“使企业真正成为研究开发投入的主体、技术创新活动的主体和创新成果应用的主体，全面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这是促使企业发展转向主要依靠技术创新，提高效率的重大战略部署。
一、大好形势背后的隐忧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跨国公司凭借技术优势、品牌优势、规模优势成为所在行业产业链的集成者，而自己则占据于价值链的皇冠地位，分享了更多的利益。这些跨国公司几乎都注册于只占世界15％人口的高收入国家。例如，《财富500强》中总部设在高收入国家的公司占94％；全球研发700强企业和世界“100强品牌”几乎都来自高收入国家。
全球工商体系的制高点几乎全部被来自高收入国家的公司以强大的“软实力”所占领。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的公司，包括中国企业发展所面临的挑战比表面看到的更为严峻。
引人注目的是，近20年大公司纷纷收缩业务范围，卖掉“非核心业务”，将实力集中于主业、着力创造自己的核心技术，构造了一个又一个“巨无霸”式的跨国公司，使产业集中度史无前例地上升。这些强大的跨国公司，以技术、品牌优势与市场和资本实力交互作用，又通过不断地跨国并购重组，在全球范围放大自己的优势，成为全球经济的主导力量。如戴克、波音、GE等制造商，耐克、麦当劳等品牌控制商，IBM等系统解决方案提供者，博士、德尔福等次级系统供应商，微软、英特尔等关键技术和关键零部件提供者等。
在中国，通过拼凑把企业做大相对容易，但要脱颖而出，产生以核心技术为支柱、具有全球意义的产业链集成者和关键技术及零部件提供者，则有极大的难度。中国企业的弱点，不仅在于产业规模、市场占有，更重要的是以技术创新和品牌为代表的“软实力”不足。而软实力的培育具有极大的难度和漫长的周期。在不太长的时期内，中国企业能否拥有强大的技术创新能力并形成自己的核心技术，对我们是极其严峻的挑战。这是中国经济实质性地提高国际经济竞争力必须闯过的一个关口。
创新和技术能力不足已经成了中国经济的软肋。现在，中国是资源消耗大国，但单位资源的产出平均不足发达国家的1/10；中国是世界贸易第三大国，但出口产品中拥有自主品牌或知识产权的只占10％；中国是制造大国，但重要的技术装备和关键零部件主要依赖进口；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不断增加，但不仅关键零部件依赖进口，而且为软件、技术标准要向外企支付高额费用。中国是电子信息产业的大国，但2004年中国电子百强企业平均利润率只有4.07%%，而微软为28％、英特尔21.9%%、三星18.8％、诺基亚14.7%%，如此等等。不突破技术创新能力的瓶颈，国家的经济实力和企业竞争力就不能提高。
在很多人得意于“中国制造”和“世界工厂”的时候，可曾想到，缺乏核心技术的支柱产业，缺乏自主品牌的庞大生产能力，缺乏知识产权的制造业，缺乏创新能力的众多企业，这是建立在沙滩上的工业经济。
据德国出版的《欧览》杂志2005年第九期报道，2004年德国巴—符州机械行业委托一家研究机构在中国进行了一项调查，报告称，中国（纺织）机械企业几乎都没有类似德国的企业研发中心，没有专业试验设备进行基础研究。甚至从策略上也不认为有必要成为技术创新者。企业普遍缺乏高质量研发人员和工程师，能承担研发任务的优秀人才往往被用来开发市场和扩张业务。大部分企业认为西方企业的技术优势自己无法突破。被调查企业的研发领域，其水平和欧洲比大约相差一到两代。调查的结论是，中国机械制造业薄弱的技术开发水平，使他们在近期内不会成为自己的对手。美国科尔尼（中国）公司的一位顾问说，中国的汽车制造商宁愿花钱雇佣外国的设计和工程咨询公司，而不愿花时间培养自己的研发队伍。不久前韩国一位驻京记者写了一本《以新中国的速度前进》的书。书中说，“中国成为世界工厂，那么我们应该作什么？”，“我们只管开发这座工厂里制造产品的技术就可以了。如果说中国是世界工厂，就应该把我们的国家培育成庞大的研究开发中心。”“只要我们保持高一档次的技术优势，只要我们保持‘韩国的产品价格虽贵但质量好’的形象，中国就永远是我们的黄金市场。”
这些震撼人心的语言，应当使我们惊醒。大国经济必须有技术支持；中国工业化必须有可靠的技术来源；没有技术实力就会受制于人。没有自己技术、专利、品牌、标准支持的“世界工厂”，在经济上，处于增值链的低端，只能为他人的高回报“垫底”；没有源源不断的、自生的技术来源，将受制于人，很难立足于世界经济强国之林。甚至国家经济安全都难以保障。
二、对自主创新的几点政策思考
（一）技术引进的两种选择，两种结果
改革开放后，国家提出“引进、消化、吸收、创新”的技术发展路线，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技术跨越战略。例如，三峡工程从引进技术、合作生产，到以我为主制造特大型水轮发动机组的过程，就是通过引进，迅速缩小与世界技术差距的很好例证。但是，这一政策目标在更广的范围并未很好实现。不少企业通过一次又一次的引进，最终掉进了技术依赖的陷阱。“以技术换市场”的政策目标也没有很好实现。
技术引进可以有两种模式选择。一是仅为使用而引进；二是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而引进。由于机制上的落后，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企业在技术引进上肯于花钱，因为可以立竿见影；而对消化吸收，却吝于投入，因为似乎“远水不解近渴”。
有关资料表明，日本引进技术的时期，平均花1美元引进技术，要花约7美元进行消化吸收和创新。目的是把引进的技术嚼碎吃透，彻底完成一个技术学习的过程，登上新的技术平台。有美国人估计，日本引进技术经再创新后，比引进技术的效率可以提高30％或更多。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短短的30年，日本走过了从引进技术到技术创新的过程，进入了技术输出国家的行列。韩国大体相似。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引进技术的项目和支出可能比日本与韩国之和还要多，但用于消化吸收的费用只相当引进费用的7％。这一点费用只能解释图纸、对引进技术的效果做必要的验证、仅能保证引进的设备可以使用，不可能吃透、消化，更不可能再创新。在消化吸收上少花了钱，带来的是以更多的支出进行第二次引进和再引进。横向看，多家企业重复购买同一技术；纵向看，第一轮引进后就是第二轮引进。结果我们的技术费用总量并不少，但大都交给了外国人。更重要的是没有完成技术学习的过程，没有很好地培育出自己的技术创新力量。
技术差距很大的时候，引进技术是迅速提高技术水平的捷径，但当我们企业的发展威胁到对方竞争地位的时候，他们不仅不会转让技术，而且会封锁技术和利用专利、标准、品牌、知识产权等工具抑制我们企业技术能力的发挥。这是市场竞争铁的规律。因此，企图依赖引进构造自己的核心技术，进而打造国际竞争力，这几乎是白日做梦。需要澄清的概念是，引进了技术，并不等于就有了技术能力；引进技术的水平，更不能代表自己技术创新的水平。即便可以通过委托开发等“买断”技术，但如果没有完成技术学习的过程，那也只能落得“有产权，无知识；有技术，无能力”。技术可以购买，但技术能力是买不来的。技术引进之所以重要，就是它有可能缩短技术学习的过程；而这一过程能否实现，则取决于企业的战略和学习者的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技术引进只是走向更高技术平台的一个阶梯，如果有了登高的梯子，却宁愿站在梯子上观望和等待，不肯奋进上行，那就永远不会登上更高的技术平台。
（二）引进外资和发展本地企业的关系
现在很多地方和企业对引进外资和技术的热情都很高，但值得注意的是，不仅引进技术应该完成技术学习的过程；而且引进外资更要完成培育本地企业的过程。较长时期来，我们大力引进技术，但是没有很好地培育出自己的技术能力；我们引进了大量的外资，但本地的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发展的环境却并不宽松。这是值得反思的。
我们要正确认识和利用外资流入这一历史机遇。跨国资本是“侯鸟”，属于“无根资本”，有很强的逐利性。当我们拥有它可以利用的优势，例如生产要素和劳动力低价格和各种优惠政策时，外资就会迫不及待地进入。但是任何国家和地区的低成本优势不可能用永存。当本地的优势弱化或消失的时候，产业随资本的再次转移就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发达国家的产业向亚洲四小龙转移，而90年代之后又从台湾、韩国等地向中国大陆转移。谁能保证向中国大陆转移的制造业和资本就永远不向其他国家和地区转移呢？
资本流入时会带来繁荣，一旦资本流出时，如无准备将造成灾难性后果。现在不少地方一门心思引进外资，给他们超国民待遇，而对本国企业、特别是民营资本的发展关注不够，政策迟迟不到位。经济持续稳定增长，需要形成内资与外资企业的平衡结构。企图完全依赖外资创造一个长期稳定的经济结构，这是不稳定、不现实的。如果我们不能在引进外资中，利用外资企业的溢出效应（包括制度环境、经营模式、市场、管理、技术、产业链等）培育出本地有竞争力的企业，那么我们不仅不能持续分享经济全球化的利益，而且今天的繁荣可能就是日后的悲哀。国家的经济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就没有保障。
（三）对“世界工厂”的冷静思考
现在国内外都在谈论中国成了“世界制造中心”。为提高制造能力，我们投入了庞大的资源。尽管我们外贸依存度去年已超过70％，在不少制造业产品的数量上成为世界第一，如钢铁、制鞋、纺织、服装、玩具、电视机、显示器、硬盘驱动器、手机等，但我们就是真正意义的“世界制造中心”了吗？
历史上形成的“制造中心”都有鲜明的技术创新的内涵，因而具有“人无我有”的性质，表现出高利润、高积累的特点。今天，已经进入了垂直化的国际产业分工时期。就是说在一个产业内，跨国公司雄踞价值链的集成者的宝座，将产业链的不同环节布局于不同国家和地区。技术密集、增值高的环节掌握在发达国家，消耗资源多、劳动量大、对环境影响重的制造环节布局于发展中国家。此时，尽管技术落后的国家和地区也可以分享一部分制造过程的利益，但掌握技术、标准、关键零部件以及品牌、销售渠道的跨国公司却通过国际分工，极大地放大了公司的获利能力。由此可以看出，仅由加工组装环节构建的制造基地，不仅与历史上的制造中心有本质差别，而且这是新时期具有软实力的一方为获取更多利益而极力推行的一种生产组织方式。就这个意义而言，我们利用外资，外资也在利用我们。因此，中国这个“制造中心”与历史上制造中心的概念完全不同，获得的利益也完全不同。
过去两个多世纪、前后几届世界制造中心的共同特点，除资本的积累外，就是都经历了科学技术上的突破、管理科学的创新和技术人才、高素质劳动力的准备。而这一点恰恰是作为一个“代工工厂”的中国今天应该完成的过程。
现代国家间分工中一个日益明显的趋势是，一些科技创新国家不断进行技术创新、新产品研发、商业模式转换，并将其成果向生产制造国转移；一些生产制造国家则投入大量资源、支付巨大的环境成本，专注于加工、组装、包装以及产品区域市场适应性设计和改进，并将廉价产品流向全球；与此同时，大量财富通过多种途径由产生制造国流向科技创新国。这就形成了极不均衡的“技术流”、“产品流”和“财富流”。
中国是“世界工厂”已是不争的事实。在我们经济技术实力还很薄弱的情况下，“为世界制造”使我们发挥了比较优势，分享经济全球化利益，并形成了工业文化的强大推动力。但由外资控制着增值幅度最大的技术、重要零部件和品牌、销售的“外资工厂”群，只是经济全球化历史机遇下中国实现工业化迈出的重要一步，绝不是中国工业化的终极目标。我们绝不能满足现状，不思进取。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保持冷静的头脑，弄清在给他人“打工”的时候如何实现我们的目标。
（四）对“高新技术”产业要有客观的分析
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比重逐年上升。据海关统计，2004年我国IT行业产品出口额已达1601亿美元，超过了美国和欧盟，居世界首位。科技产品中高增值要素是科技含量。中国科技产品中的高技术却基本掌握在外商手里。珠三角生产出口的科技产品中，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只占3％。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之所以成为世界最大科技产品出口国，正是由于中国是世界最大的技术进口国。经合组织的统计报告指出，中国IT产业在芯片和电子元器件上严重依赖进口，2004年中国电子器件的贸易逆差就达620亿美元。
由于技术在他人手里，我们并没有更多分享高新技术产业的高回报。实际上，国际分工模式转变后，传统产业有高技术—高回报的成分，如品牌、服务；而高新技术产业也有劳动密集—低附加值的部分。现在，在科技产品的国际分工中我们主要承担劳动密集型加工组装环节。实际上这一环节本身并没有什么高新技术可言、并不具有高效益的特性，技术外溢效应也十分有限。利润的大头在掌握技术和销售渠道的一方。由于一般加工组装环节具有灵活的可替代性，因而加工费用始终被压得低而又低。现在中国虽然制造业规模很大、消耗能源和资源很多、对环境影响很大，但相比之下，工业增加值和社会财富却远没有增加得那么多。
因此，我们绝不能将高新技术产品的一般生产与组装，就看成是高新技术；更不能将体现在组装产品中的高技术等同于我们就掌握了研发和设计高技术产品的能力。我们应适时从加工组织环节向上游研发、设计和下游品牌、供应链管理、物流等高增值、高效益环节延伸，逐步改变国家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提高附加值和盈利率。
三、提高产业和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
（一）技术进步对产业和企业的影响
迅速发展的科技革命，使技术成为决定国力的最基本因素，迅速改变着全球产业结构，决定了企业竞争格局和利益分配。对中国企业而言，应该就科技革命对产业和企业的影响有一个再认识。
1.信息技术以无与伦比的扩散能力，使它越来越成为产业和企业竞争力的中心环节。企业间的竞争已由单元竞争转向整体竞争。企业过去关注的往往是自身的技术能力，而今则要看由产业链连接的整个网络的技术水平；过去主要是看组织管理本企业的能力，现在则看参与、组织和管理的所在网络的能力；
2.技术对资源有替代作用，技术创新是提高经济效率的重要途径。技术已经渗透到各个产业和产业链的各个环节，赋予各个产业部门以新的内涵，引起相关产业、包括传统产业的科技革命，并给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带来了全新的增值空间；
3.技术发展促进了产业分工模式的变化。产业链各环境可以分离，研发全球化程度提高。一个企业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开发产业链各个环节的技术，但掌握相关技术信息、拥有自己的核心技术，以及掌握技术集成能力，则成为企业竞争力的基本要素；
4.技术更新周期缩短，技术投入在一定意义上成为比任何硬件投入收益更高、但风险很大的投入。技术投入产生效益所需要的条件比硬件投入产生效益的条件要复杂的多，而且产生效益的周期较长、风险较大。政府创造创新环境与企业自主创新的互动显得特别重要；
5.新技术商业化的周期缩短，对市场快速反映能力越来越成为企业竞争力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快吃慢”、“小吃大”，甚至“快者通吃”的现象屡屡发生。例如从成立到拥有10亿美元资产，惠普公司用了47年，微软用了15年，Yahoo用了两年，而Net鄄Zero只用了9个月；
6.重大技术突破产生之初，有可能给后起国家的技术跨越提供机会。就成熟技术而言，后发国家与先进国家相差甚远。而对即将启用的新技术，差距就没有那么大。先进国家因存量的包袱和对传统技术的路径依赖效应，有时会犹豫和踌躇；而后发国家则可轻装上阵。两者的反差，提供了赶超的机会。如因特网、无线通讯、三网合并等。
历史上由于复杂的原因，我们错过了几次科技革命的机会，使我们的经济沦落到世界倒数的排位。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机遇和挑战，我们以怎样的理念，采取怎样的战略和步骤，将影响中国产业的发展前景和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二）重构企业技术创新的动力机制
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他对技术创新的热情、投入和所付出的努力决定国家的技术创新能力。其中，构建企业技术创新动力机制具有关键意义。
在世界对中国严密技术封锁的情况下，我们创造了“两弹一星”的壮举。但由于机制上的缺陷，改革开放后在绝大多数产业和企业没有更多地再现自主创新的奇迹。重要原因是企业创新动力机制的缺失。
改革开放释放出了众多的市场机会和政策机会。企业为获得近期经济利益最方便的途径，就看能不能获得和掌握政策机会或市场机会。这种“机会导向”的明显特点，是各个企业纷纷寻找政策的空档进行公关、针对市场热点进行排浪式重复投资。一个企业如果能获得进口或出口配额、如果能争取到批租的土地、如果能获得企业上市的原始股，一般来说肯定可以花小力赚大钱。面对产能短缺带来的市场机会，只要低水平复制产能，或进入“代工型”制造业、进出口、房地产，似乎都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高回报。强大的利益诱惑使很多企业急于求成，被眼花缭乱的机会牵着鼻子走，不少企业放弃了主业，走上了漫无边际的多元化，技术创新也就无从谈起。
一些仍在主业上经营的企业则认为，既然靠引进和合资可以省时、省事地获得技术，就没有必要再培育自己的技术力量。于是，就逐渐失去了创新和自主开发技术的激情与“梦想”。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用于技术开发的经费，基本上都用于引进技术，送给了外国企业，企图依靠引进技术建立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或干脆引进外资，认为可以从对方持续获得技术。此时，过去长期积累的十分可贵的技术力量被冷落了，技术人员被边缘化了，队伍逐渐失散了。与改革开放前相比，一些企业的技术开发能力不是增强、而是削弱了。
技术创新是一种高成本的风险投入，存在很多不确定性，而且创新成果又很容易被复制。企业技术创新的动力只能来自高瞻远瞩的战略、来自于明确的市场定位和在所从事主业的范畴提高核心竞争力的持续追求。没有强大而持久的动力，企业甚至根本就不会进入技术学习和技术积累的过程。
改革开放为技术学习创造了更加良好的条件，只要持续的积累，水平总会不断提高。但是，目前不少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却如此薄弱，这不是一般方法问题。如果少数企业没有技术创新能力，那要从他自身找原因；如果成为普遍性问题，就必须从机制上寻找根源。表面看是技术学习中断或技术积累停滞，深层次的问题则是包括知识产权保护在内的技术创新环境还不完善、企业经营机制存在缺陷和因此造成的技术创新动力的缺失。
（三）创造有利于技术创新的政策环境
技术创新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例如技术前景的不确定性，市场前景的不确定性，收益丰欠的不确定性，制度环境的不确定性等，而且创新成果又极易被盗版和流失。技术创新的高投入、高风险的性质，使它所要求的环境条件比其他投资要苛刻得多。
创造有利于技术创新的环境条件，涉及很多方面。其中最重要的是通过实施一系列有效政策，强化企业技术创新动力机制。克服企业技术创新动力不足的政策原因。
技术创新是企业追求更高比较效益的市场行为。企业要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首先要使它成为真正的市场竞争主体，将目标集中于投资回报，对市场信号有能力做出有效反映。由于政府介入微观经济过程和行政干预，使企业行为常常扭曲。一方面，企业如果能获得政府控制的稀缺资源，如土地、许可证等，不需创新也可以赚钱。鲜明的效益对比，使一些企业宁愿在“搞关系”上下本钱，而不愿做技术投入；另一方面，技术创新是一个“厚积薄发”的过程。受到强烈的速度导向压力，使企业更关注短期增长，增强了扩张规模的冲动，却失去了技术创新的热情。这就是不少企业的现状。
知识产权比任何实物资产都更容易被盗窃、复制和侵权。由于知识产权保护缺乏有效性，受盗版、假冒伪劣的不断冲击，即便成功的技术创新也很难获得较好的比较效益，使技术投入回收的预期一次次破灭，大大挫伤了企业创新的激情。在知识产权得不到市场有效保护的情况下，一些创新型企业只好强化“自我保护”。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这些创新企业疾呼，知识产权自我保护的成本太高，已经到了难以承受的地步了。如果盗用他人的技术可以连连得逞、复制他人产品可以通行无阻，那么谁也不愿意再去创新技术，而宁愿在同一水平大打“价格战”。这正是不少产业现实的竞争格局。
环保法律、技术标准、安全卫生法规、市场准入门槛等都是政府推进技术进步的有效措施，是各个企业必须遵从的国家意志。执行国家规定是一个技术升级的过程。目前，不仅一些企业可以轻而易举地逃避监管；而且受到地方保护的企业，可以规避“外部性”的责任。这些企业不顾环境、安全、技术标准，大肆进行“低成本生产”，占领市场。这显然是对严格执行法规企业的打击，有时是致命的打击。这就使认真执行法规的企业感到“吃亏”的现实。
企业终究要生存、要利润。只有使成功的技术创新能安全地获得应有的高回报的政策环境，企业才会把技术创新作为提高市场竞争力的主要途径，才有技术创新的持久动力。
（四）高新区应成为中国技术创新的领跑者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抓住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的机会，在国家政策引导下，推进建立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园区。相继制定区域性政策，有效促进了当地高新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北京、上海、深圳最为明显。培育出一批高成长的科技创新型企业，如联想、方正、紫光、华为、腾讯、迈瑞，振华港机……
自主创新是一个知识创造的过程，是把创意、科技成果转化为经济价值的过程。它需要知识、创意，并高度依赖人的能动性，因此，对环境条件有更高的要求。要充分释放创业者基于偏好或高回报预期的创新、创业渴求，除基础设施外，需要自由的创业环境，尊重分散决策的体制，鼓励“冒险”、允许失败的制度，聚集富有流动性、高素质人才的氛围，大学、研究机构和产业的密切互动，开放、学习、信息共享的文化，对机会的捕捉和做出迅速反映的机制，专业化技术市场和风险投资构筑的商业环境，以及政府鼓励创新创业的导向政策和政府、创业者、社会服务组织之间的理解和互动。如此等等，这些条件并不是每个地方都能具备的。实践证明，在特定的地方设立经济技术开发区或科技园区，是创造有利于技术创新小环境、聚集自主创新有效资源、培育区域科技创新文化和形成科技开发集聚效应的有效措施。
在创建“创新型国家”的大趋势下，鼓励技术创新的政策将惠及全国。作为自主创新的领跑者，未来科技园区的优势在哪里？园区特殊优惠政策的空间已经有限，而创新和创业环境中的制度因素越来越重要。科技园的政策优势应及时转向有利于自主创新和成果转化的体制和机制优势，这是新形势下聚集创新资源最重要的条件要通过转变政府职能，降低创业准入门槛，深化产权制度改革，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加强区域信用体系建设，扩展自主创新和产业化的融资渠道，强化中小企业扶持政策和专业化服务体系，完善创新的“基础设施”，包括硬件基础设施、金融基础设施和软件基础设施。
有调查显示，即便在大型企业十分强盛的美国，技术创新83％的成果仍来自于中小企业。因此，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至关重要。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产权清晰、机制灵活、市场嗅觉灵敏、勇于冒险、有利于分散风险。这些特质，使他们成为技术创新的一支生力军。但是，中小企业是企业群体中的弱者，很多科技企业创业者有创意、有知识，但缺乏资金和商业运作经验。政府的政策扶持，培育专业化、网络化的服务、辅导体系，是提高成功率必不可少的条件。
高新技术开发区、科技园区应成为中国技术创新的亮点，应为实现2020年建立“创新型国家”这一关乎国家命运战略目标，做出更多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