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法案,授权免除800种附件的进口关税,包括部分美国纺织服装企业在生产成品时使用的人造纤维产品。美国不生产这些被免关税的附件,因此,不与国内企业形成竞争,但是,这些附件进口则可以增强美国国内公司的竞争力。
这项立法将本来于2010年1月1日到期的关税减让措施延长一年。取消关税从8月11日开始生效,对于那些早些时候已经批准,但尚未延长关税减让优惠政策的产品,免税措施将追溯到年初。免税附件立法被普遍认为无争议,但是,由于在专款问题上发生分歧,国会议员提出的特殊要求,这个立法没有经过通常的国会听证会和辩论,因此,立法通过时间被推迟。
立法包括部分人造丙烯酸和粘胶短纤及长丝,这些产品早几年就被批准免关税进入美国市场。这项立法为美国纺织品和服装制造商提供了支持。
可以说,奥巴马签署的这项法案,令不少人大吃一惊。其实早在7月份,这项法案就在参众两院获得通过,只不过,那个时候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
之所以令人感到意外,是因为后工业化30年来,美国的本土制造业不断萎缩,制造业一浪接一浪地向海外转移,转移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据悉,类似90年代电视连续剧《北京人在纽约》中那样的小工厂,现在早已不复存在。原因非常简单,就是美国工资太高,相当中国工资的好几十倍。人们认定,美国“产业空洞化”的潮流,与经济全球化一样不可逆转。美国的制造业在过去10年,减少了600万个工作岗位,就是明证。
而在更早的2010年年初,奥巴马就在国情咨文中透露出振兴美国制造业的目的。
北京时间2010年1月28日上午10点,奥巴马在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上任后的首份国情咨文。演讲中,奥巴马表示,美国需要增加出口,新的目标是未来5年内翻一番。这位面临着就业大考的总统坚信,这一增长将为美国创造200万的就业岗位。
这一宣言奥巴马在2009年到访日本时曾经提到过,分析师们认为,在国内需求疲软的状况下,美国欲重振出口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对外经贸大学中国开放型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何伟文昨日分析,美国重振出口,在零部件、普通机械设备、电子设备等领域可能对中国形成竞争。何伟文曾任中国驻旧金山、纽约总领馆经济商务参赞。
为创建新就业岗位做出大量贡献的小型企业成为奥巴马首要的关注点。奥巴马说,危机带来的灾难性影响还在继续,仍有十分之一的美国人没有工作。许多企业关闭,房屋价格下降,小的城镇和乡村受到的冲击更加严重。对那些本已很贫穷的人来说,生活变得更加艰难。
这一次,奥巴马显现了更大的决心,“为了帮助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将会推行一项国家出口倡议并改革出口控制,帮助农场主和小型企业增加出口。”但是,他没有公布更多的细节。
美国增加出口的计划是否意味着奥巴马希望看到美元走软?是否会给人民币汇率带来压力?近年,欧美高层在各种场合几乎一有机会就呼吁人民币升值。
商务部副部长钟山近日称,国际上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不断增大,人民币面临较强的升值预期。何伟文则认为,虽然美元贬值有利于出口,但这并不意味着将削弱美元,“美元走势牵扯到的利益太多。”
对于奥巴马的表态,在他看来,应密切关注美国对出口农产品的补贴和可能出现的贸易救济措施,以防其对WTO规则的滥用。美国重振出口对于中国的影响,何伟文认为,主要会体现在零部件、普通机械设备、电子设备等领域对中国形成的竞争。
“这一计划也是美国欲重振制造业的表现。”何伟文表示,近年来实体经济占其GDP的比重越来越小,美国急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但是,制造业的振兴光靠国内市场不够,需要大力拓展海外市场。
在最高端的技术上,美国制造业有一定优势,比如航空、电子信息、新材料,但这一块出口金额并不大。出口金额较大的集中在中端的制造业,如机械设备,但这一部分国际市场的竞争非常激烈。而在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部分,美国基本已经退出。
美国法案促进制造业的具体措施,是降低或暂停美国企业在进口生产原料时的部分关税,以降低美国制造业的生产成本,恢复竞争力,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最终实现“美国出口五年内翻一番”的目标。美国人有两大动因,一是要改变“美国人借中国人的债消费中国产品”的现状;二是要扭转“工作岗位流向中国”的趋势。
国内一些朋友认定,买美国国债让美国人买中国货是中国人吃亏,而奥巴马的观点刚好相反,认为借中国人的钱消费是美国人吃亏。如今,中国还没有形成共识,美国就抢先动手改变现状了。
本次经济衰退以来,美国已新增800万人失业,使整个失业大军扩大到1500万人。7月份失业率高达9.5%,势将影响美国执政党的中期选举。所以,美国劳工界肯定会支持新法案。
但是劳工高兴的事,老板们未必也高兴,以行政手段强迫跨国公司扩大国内就业,既违反了经济全球化的潮流,也违反了资本扩张的本能。美国商界肯定不满意。劳工选票多,老板能量大。
况且,美国官方的主观意志是一回事,而政治博弈的结果,却极有可能是另外一回事。再者,这项政策最终打击的,到底是号称“世界工厂”的中国,还是号称“世界办公室”的印度,还很难说。因为后工业化的美国夺回软件外包的就业岗位,远比夺回制造业的就业岗位来得更容易。事态究竟向哪边发展,我们还要耐心观察。
需要反思的倒是我们自己。早在30年前进入后工业化社会的美国,尚且要通过立法形式,大力振兴制造业,我们作为一个工业化刚刚起步工业化国家,有什么理由忽略工业?
20世纪90年代初,在深圳和上海的政策咨询界,都不少有人力主顺应“潮流”,把普通的制造业甩到邻近地区,自己只留下个别附加值最高的高新技术产业,并大力发展服务业。深圳人把这叫做“二次创业”,上海也有人鼓吹“产业空心化”,但后来还是市长徐匡迪本人亲自制止,才大大地放慢了步伐。尽管如此,“后工业化明星城市”制造业外迁的规模仍然可观,例如北京的工厂已全数出城,首都钢铁公司也赶在“08奥运”前,迁往河北唐山的曹妃店。所以,本次美国制造业促进法案,在我国五大明星城市——上海、北京、深圳、广州、天津引起的思想波动,肯定比国内其它地方更大。
其实,“制造业”和“环境污染”不是必然要划等号。
不要忘记,美国至今仍然是世界上制造业最发达的国家。人家明明是完成了工业化才进入后工业化的,美国尚且要百尺竿头再进一步,我们怎么能连工业化这根竿都懒得爬呢?